旧京故事

旧京电车兴衰

有轨电车自1881年问世后，世界各大城市陆续有电车开通，当时北京还处在封建统治末期，人们的出行仅限于骑马、骑驴、坐轿子、坐马车，到后来才出现了洋车(人力车)，交通工具十分落后，1913年起有商人多次提议在北京也要创办有轨电车事业，但当时社会政局动荡加之财力和技术的不足，直拖延到1921年国民什麽才决定在北京筹办有轨电车事业，比上海、天津晚了十几年。 　　1921年5月成立起一个电车公司筹备处，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筹备，召开了电车公司创立大会，电车公司是官商合办性质的股份公司，公司股份分为官股和商股，股本共四百万元。经过三年多的筹备，于1924年12月北京有轨电车终于开通。 　　1924年12月17日，电车公司在天安门南侧举行有轨电车开通典礼，据当时的北京《晨报》报道：“典礼毕，有中外来宾数百人，分乘八辆花车(彩车)以天安门为起点经东单、东四、北新桥、过后门、太平仓、经西四、西单至天安门绕行一周，下午二时起，除八辆花车外，另加四辆普通车，共十二辆车，绕行全线，车上乘客异常拥挤，沿途观者亦人山人海。” 　　第二天12月18日北京城内第一路有轨电车正式售票通车，月底第二路相继通车，以后渐次三、四、五路陆续通车，各路线起止及里程如下：第一路，由前门经西单牌楼、西四牌楼至西直门。第二路，由前门经东单牌楼，东四牌楼至北新桥。第三路，由北新桥经鼓楼，地安门，皇城根至太平仓。第四路，由崇文门经东单牌楼，西单牌楼至宣武门。第五路，由东四牌楼经东单牌楼，西单牌楼，西四牌楼至西直门。1925年9月前门至天桥一段通车，第一、二路由前门延长至天桥。1930年7月开通第六路，由崇文门经磁器口、珠市口、虎坊桥至和平门，1943年1月改通菜市口，虎坊桥至和平门停驶。1938年1月，天桥至永定门一段轨道勉强竣工通车，辟六路支线，由崇文门经珠市口至永定门，称新六路。 　　此后，直到北京解放再未增辅轨道，电车路线虽作过几次调整，但都没有开辟新线。 　　1929年8月5日，电车于每晚7点半至12点将第三、四路联轨开行环路车，平安里发，经西四、西单、东单，东四、北新桥、鼓楼、地安门回到平安里，(北京最早的环行路)名义上是“为便利乘客纳凉”实则与人力车夫争夺乘客。 　　据1923年统计北京当时有人力车33000余辆，人力车夫的生活在平时已极艰苦、自电车开通后，更加困难，愈感无法糊口，又无其他出路，从而对每天在大街飞驰而过的电车，怀恨日深。于1929年10月22日，遂群起发生了轰动全北京的人力车夫捣毁电车的事件，电车有的被砸坏，有的被推翻，毁坏机车43辆，拖车20辆，铁轨岔道被掘起10处，站亭木阁被拆五座，各路站灯全部被毁，电车工人受重伤8人，事件发生后，当局即出动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500多人，事件造成电车停驶18天，电车公司损失惨重，大伤“元气”。 　　旧京时期的电车本来就型号落后，质量低劣，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且极易损坏，车身为木质结构，手闸制动，夏天用铁栅门，冬天用双折木门，乘客稍挤便不易关闭，车底盘变形，电器设备密封差经常受水毁坏，大雨行车时，马路积水许多车的电机线圈因溅水而烧毁。车轴两端极易磨损，须经常电焊修补，更严重的是仅使用三年之后，竟有40辆车的车轴被磨断。平时坏车百分之五十，最严重时坏车百分之八十，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前仅剩49辆车能维持运营。 　　电车轨道由于施工仓促、常年失于养护，轨道日后的损坏也很严重，通车数年后，即出现路基高低不平，钢轨面坑坑洼洼，接口错位，夹板螺丝松动脱落等现象，每次车辆经过均发生一次剧烈冲击，车身受影响，乘客亦不时担惊，1943年3月5日，第三路15号电车，行至太平仓，车儿胡同东口岔道时脱轨，车身向北倾倒，造成重伤9人，死亡2人。1944年9月29日第一路21号车，行驶途中电缸突然起火，乘客惊慌，争相跳车，摔伤5人，摔死1人。 　　坏车多、出车少，造成行车间隔大，不能满足乘客需要，常常是久等无车，当时有一首打油诗“站台等车二、三时，两眼望穿脖梗直，为省六、七角钱，如似婴儿盼奶吃”，可见等车之艰难，车站上候车的人摩肩接踵，翘首以待，每当车一到站，乘客蜂拥而上，你推我挤，叫嚷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有的乘客长时间等候而上不了车，怨声载道扒住车门不放，拥挤不堪，使电车无法开行，即便勉强起站，仍有人追逐攀扒，当时各路行驶的电车上，常有人攀附在车尾或侧立于车门外，人称“挂票”，电车长期超员负载以及人为的毁坏，加速了车辆的破残，反过来又导致乘客拥挤更甚。 　　最难的还属司机、售票，当时叫司机生、售票生，俗称“开车的”，“卖票的”，有轨电车司机是站着开车，左手握起动电闸把，右手持刹车闸把，要停车时紧摇闸把，脚踩车铃，车行驶途中还要报站名，到站后手推开车门，收验乘客车票，关门挂好门钩，车满员时要悬挂客满标志牌，再站到开车的位置等售票生发信号开车，用手闸刹车稍不留神，胸部和肋部就有被铁闸把打伤的危险，轻者歇工，重者丧命。 　　冬天电车四面透风，车走起来寒风刺骨人称“花篮车”，夏天烈日当头酷暑炎热，电车行驶在马路中间称为“晒车板”。司、售生在车上兢兢业业的工作，但收入非常微薄，一个月的薪水，不够半个月花的，有时还被公司扣发。 　　旧中国的北京，社会局势难得安宁，军队众多、番号复杂，调动频繁，此外还有大量的警察、宪兵、特务，他们几乎没有不扰民害民的，对有轨电车来说，军、警、宪、特更是一大祸害，他们上车不但不买票，有时车未到站强令停车，或强迫改线行驶，更有甚者把乘客驱赶下车胁迫装载武器，霸道蛮横。 　　还有不少地痞流氓坐车，既想省钱又要充“好汉”，上车后遇售票生询问、查票，或摇头，或点头。售票生再多问一句，轻者遭辱骂，重者被殴打，有时还会伤及其他乘客，司、售生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1947年3月10日至4月22日，市政当局还强令每天晚收车后抽调机、拖车各10辆，将垃圾运至指定地点，因负荷过重，灰尘侵蚀机件，车辆损失相当严重，由于电车每天出车较早，有些运垃圾的车来不及彻底清扫，即使清扫后，但难免秽气存留，使乘客掩鼻乘车苦不堪言。这就是旧京电车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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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话白羊城

近几年，来白羊沟看古城墙的游客很多，既有登山爱好者，也不乏对边塞险要城墙感兴趣之人。我少年时曾经几次登上白羊城，那时的城墙又高又长。如今，白羊城墙早已面目全非了。 　　曾有古人谈论过居庸关南口城的重要地理位置：“北方有事，南口必先受兵。”白羊城距南口城仅有20华里，像南口城那样可以通向关外(口外)，恰如南口城的旁门，是仅次于居庸关的重要隘口。白羊城位于白羊沟山口，以西层峦叠嶂，以东则一马平川。 　　随山就势船形城 　　老人们传说，明朝时建筑白羊城是为了防备鞑子侵扰。我查阅过有关资料：元代白羊口千户所在昌平县东口置司。明正统元年(1436年)，蒙古族额森部落越过王坡大岭长城，由白羊口攻入昌平城。直至景泰年间，此口仍没有建城，乃调涿鹿中卫后千户所官军据险把守。正德九年(1514年)，蒙古族瓦剌部落也从白羊口侵入昌平州，兵临北京城。朝廷吸取前两次教训，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在白羊沟口随山就势建城，名白羊口城，简称白羊城。从隆庆三年(1569年)至万历元年(1573年)，白羊城又得到扩建并加固。自朝廷派兵防守白羊城之后，蒙古族人再未从此处侵入昌平州。白羊城比较小，山坡和平地的总面积却比南口城大一些，正如《光绪昌平州志》记载：“白羊口下隘口，内有附墙台三座，空心敌台十九座。”“城跨南北两山，高二丈五尺，周七百六十一丈余，有东西二门。”该城地势险要，在当年还是闻名遐迩的。 　　老人们说，白羊城是两山夹一河式的山城。从远处望，北城墙尖如船头，南城墙齐似船尾。正所谓头尾高，中间凹，好似大船跨山腰。“船底”之上有白羊河水穿城而过，河岸边有部分民居和钟鼓楼。钟鼓楼内有一口铸铁大钟，高约1.5米，重500余斤，钟声远传几里之外。城里至城东的双泉寺曾有3里长街，买卖店铺一应俱全。 　　庙会远近闻名 　　有城就有庙。古时候，人们崇拜神佛，希望衣食住行都能得到保佑。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白羊城不大，却有城隍庙、玉皇庙、真武庙、三圣庙、山神庙、佛庙、娘娘庙和菩萨庙等10余座。庙观大多建于明清年间，毁于民国战乱时期。白羊城庙会历史悠久且远近闻名，每年阴历四月十五至十七日，众香客前来求神拜佛，大小庙堂内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庙会期间，各档花会演出精彩热闹。白羊城的“吵子、钹鼓、耍幡”唱主角。邻村的花会也踊跃一显身手，如：古将村的“秧歌柳子”、黑寨村的“钹鼓”、花塔村的“少林棍”等。还有从远处赶来杂耍卖艺的、变戏法的、耍猴的、唱曲的、说书的、相面算卦的等。1945年以后庙会渐渐消失了。 　　1959年，修小水库之前要拆关帝庙，我那时上小学二年级，曾和同学从关老爷塑像上抠下来亮晶晶的铠甲片，父母把我好一顿训斥，唯恐惹恼了神灵。1970年前后，我曾在苍坡庙遗址见到过几通功德碑。近些年封山育林效果显著，漫山遍野都是松柏树、山桃树、杏树、榆树和椿树。据护林人说，那几通功德碑仍静静地卧在树丛中。 　　抗日斗争纪念地 　　白羊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从1920年开始，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白羊城始终战火硝烟不断。当年因拆卸捡来的手榴弹而被炸残手指头的男孩，如今已年过花甲了。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时，社员们在城墙根还挖出了锈迹斑斑的三八大盖枪、大刀片、手榴弹，应该是长城抗战时期遗落的。白羊城是北京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纪念地。1937年7月22日，城内的关帝庙前燃起抗日烽火，诞生了京郊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国民抗日军。在后来的日子里，国民抗日军先是奇袭了德胜门外第二监狱，营救出几十名共产党员及数百名同胞，缴获了大量武器，并在京西的妙峰山用步枪打下了日寇的飞机。国民抗日军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敌占区广大抗日民众的斗志。后来，这支队伍被八路军总部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白羊城人汤万宁担任了司令部参议员。今天，村党支部经常以国民抗日军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教育青少年，村委会还筹划着在关帝庙遗址竖碑纪念。 　　圆月美，弯月亦美 　　老人们说，1939年，这里连下49天大雨，特大山洪冲毁了东西城门、鼓楼、地势较低的寺庙、民房和城外的长街，大树被连根拔起。水灾后良田变为荒滩河套，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近500年历史的白羊城在风雨侵蚀和战争兵燹中逐渐废为残垣断壁。修小水库那年，城内外的百姓集体迁移，房屋废墟被生产队改造成耕地。几年前，有人在白羊城外的河套上建起了鸵鸟场和养鸡场。可惜的是1959年在白羊城西门处建造小水库时，民工们在山势陡峭处拆下城墙条石，顺坡滚落到山下，垒砌起水库大坝，却使白羊古城受到破坏。现在，北山顶的城墙仍有较完整的敌楼，还有600多米长、3米高、2.5米宽的城墙。裸露的三合土和废石堆砌的墙芯，好像被扒了皮的长龙瘫痪在蜿蜒的山脊上。南山顶上有2米多高的城墙隐蔽在树丛和荆棘之中，四五百斤重的条石被岁月磨蚀得黢黑。这一段城墙保护得比较好，得益于山顶地势平缓，又有梯田和树木的保护，人们不便于把条石拆运到山下。西城门外的马蔺墩烽火台尚存庞大的底座，宛如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追忆着曾经辉煌过的白羊城。圆月美，弯月亦美。白羊城的残垣危楼正向游人展示着她的顽强不屈，述说着她的沧桑岁月。 　　前文提到的白羊城专指白羊口城，实际上在城西南还曾有辅城——白羊新城。清代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记载：“洲西四十里为白羊口城，距居庸关南口二十里……西南有小城曰白羊新城”。明万历年间，朝廷为加强防范蒙古人的侵扰，继白羊口城之后又在五峰山脚下筑造辅城一座，增兵防守。白羊新城呈正方形，设东南北城门，不跨山，与相邻的白羊口城构成掎角之势。相距一里地远，连建两座城，可见白羊口城的军事地理位置之重要。白羊城据守山口，西北部山峦起伏。朝廷为了防止敌军居高扰城，为了方便军事联络，又在城西3里至西北36里之间的山顶上建筑了8座山墩(烽火台)，马蔺墩烽火台距离白羊城最近。正如明代王士翘在《居庸隘口论》中提到的：“关西白羊口号称要害，城西门外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内数倍，冈坡城漫，可容万骑。敌若踞山，则我师不敢登城，拓城以跨山，今之急务也。”当年，白羊新城、白羊城与西北部的长峪城、镇边城、居庸关、上关城、黄花城、古北口构成了数百里长的防御实体。几百年弹指一挥间。白羊新城在历经200余年风雨后，于1820年被清代庆亲王家族墓地代替，只留下了“南门外、校场、将台和排墙”等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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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海淀旧镇

上学的时候，去颐和园春游，行至黄庄路口，一条古道斜阳春柳，一段弯弯曲曲的虎皮墙真让人有一种来到了唐诗描写的意境，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此我竟迷上了这个地方，离皇家园林颐和园近在咫尺，一座座虎皮墙的小四合院古色古香，这里就是京西著名的海淀古镇。它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是海淀的商业文化经济中心，捷生文体用品商店、宏德堂药店、仁和酒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百货商场、副食商场、风味小吃店，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 　　海淀镇的历史久远，元代初就有记载，到了清代已成为有名的古镇。当年大清皇帝皇太后每次去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等处都要经过这里。有名的彩和坊据说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邸，而且是用慈禧太后建颐和园剩下的材料建成。彩和坊附近有一条长达千米的窄细胡同，小巷深深。解放后李莲英宅邸成了彩和坊小学和北京皮件七厂，生产的皮箱曾经行销北京的各大百货商场，当时很多居民，住房紧张而衣服又多无处放，买个大皮箱装衣服压在大衣柜顶上成了四合院中当年的屋内一景。老虎洞街有条军机处胡同，是夏天西太后避暑颐和园，官员们等待召见居住的地方，日久天长竟成了军机处胡同，院落建筑得十分讲究，上马石拴马桩至今让人想起当年的景象。苏州街乐家花园是同仁堂乐氏家族另一处居所，有几百年的历史，院内亭廊相接曲径通幽景色秀美。解放后成八一中学，还有清真古寺，历史也很悠久。 　　我婚后曾在沟沿胡同6号小住了一段，这里的街道古色古香，毗邻北京大学，枣树胡同、新胡同、杏花天胡同，夏天缘荫匝地、鸟语花香，四合院的大门上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成府大街绿柳成行，小溪清清叮咚的流水不时浮现出几条小鱼，远处还不时传来蛙鸣鸭叫声。傍晚我和妻弄一辆童车推着孩子，徜徉在未名湖畔真有点诗情画意。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也就是那年春天，孩子洗澡的绿塑料盆显得小了点，妻让我去海淀镇买个大盆。我在海淀百货商场买个红色塑料盆，给孩子洗澡洗衣服真实用，直到今天这个红色大塑料盆依然陪伴着我们，质量好经久耐用，也成了对海淀古镇最好的纪念品。 　　海淀古镇还拍过好几次电影，李谷一演唱的电影插曲《心中的玫瑰》描写一个疯女的故事片《泪痕》，就在这里拍的外景，我亲眼看见拍摄的场面。如今海淀古镇消失了，代替它的是中关村的高楼大厦，当年的美好环境，虎皮墙等景物都烟消云散了，在颐和园前筑起了一道钢筋水泥的屏障，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难道一定要以那些美好事物消失为代价吗？这是很多人在心里一直未解的难题。 　　许多年前我非常爱去颐和园游览，爱在海淀镇的书店寻找一本爱读的书。可是现在高楼大厦代替了虎皮墙的四合院。颐和园周围再也见不到过去那种美丽的田园风光。近年开春，昆明湖湖水都快干了，死了很多鱼，很多人都说，由于失去了这些田园水稻田，昆明湖水泄漏太快，不得不大量补水。我们已经失去城墙城门这些多少金钱买不回来的古建筑，再也看不到西郊那一排排高耸的白杨树，再也看不到斜阳新柳和老虎洞街军机处胡同，只能无时不刻地思念着消失在昨天的海淀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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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城古要塞

白羊城在八达岭之西南，古时军事地位仅次于居庸关，是京北军事要塞。我考察军都城，同长城爱好者杨奕先生交换意见后，他建议我去趟白羊城。此行还可以顺便探访庆王坟与和平寺两处古迹。 　　在西峰山路口折西北行，路窄且难走，几经打听，终于来到白羊城村，路旁高大沧桑的碑楼向人们提示着这里便是庆亲王奕劻的坟墓。碑亭为重檐歇山顶，精致而高大，上覆绿色琉璃瓦，近百年的风雨残蚀以显破旧，但主体结构基本完好。碑亭附近已成为村民住宅区。 　　奕劻的坟墓坐西朝东，前为碑亭，碑亭后是一片住宅，享殿被住宅包围，绕道住宅后是一片柏树林，有数十棵之多，粗细有近百年，看来是奕劻建坟后种植的。坟墓已经没有任何遗迹可寻。 　　白羊城可以说是白羊沟的入口，西边有一二百米高的石灰岩山峦，对着沟口右侧的山峦能清晰地看到白羊城城墙蜿蜒起伏于山岭之上。杨奕先生在《关山纵横》一书中为白羊城作了如下注释：“白羊城是北京西部长城的一个小关口营城。与横岭城、镇边城同在一类。它扼守在山的出口处，算不得险，但位置重要。全城周长约一公里，分为南北两山，中夹白羊沟，原有东西二门，因为城垣大部分被毁，没有明显的标志性建筑，已不被人在意。”杨奕先生对白羊城极具情感，先后六次考察探访此城，并撰写《长城古堡白羊城》在报上发表，希望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白羊城依旧不断的遭到破坏，令人遗憾！因时间紧迫，不能登攀，仅拍摄之。 　　和平寺位于八达岭南麓、南口镇西5公里龙凤山的花塔村，又名花塔寺，始建于唐代。《日下旧闻考》卷四有如下记载：“花塔村在州城(昌平州)西北三十里，有和平寺，唐建。”由唐代名将尉迟恭监建，唐太宗李世民御笔亲书“敕赐和平寺”而得名。古有“先有和平寺，后有潭柘寺”之说，反映了和平寺历史之悠久，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几经周折才来到花塔村，找到了和平寺，寺门庄重大气，寺门上方镌刻着“敕赐和平寺”匾额。相传在一千多年前三国时期，晋初就修建了和平寺，传说有一个姑子庵在白羊城的双山，因交兵作战遭到破坏，僧人自养两只白鸽放飞后落在龙凤山顶，后来就在此山下修建了和平寺。 　　进入山门，寺内极为宽阔，迎面一棵粗壮需两人合抱的古槐，矗立在阶前，古槐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当为建寺之初所植，为北京市一级保护名木。古寺建筑依山而建，层层迭起，十分严谨。登临32级石阶，石阶为整块花岗岩条石叠成，石阶的两旁有同质花岗岩石墙，墙上有雕刻成房脊形的散水，精致而典雅，年代久远，为和平寺标志性文物。石阶上为四大天王殿，天王狰狞而威严，殿中央为面带微笑的迎客僧，身后有身着盔甲威风凛凛手持降魔杵的韦驮菩萨，该菩萨制作精美令人赞叹！据说为护法神。继续登上台阶迎面是三间大殿，殿前有雌雄两株银杏树，高大而雄伟，显示出古寺历史之悠久，每逢秋季，果实累累。大殿中门上悬清代雍正帝御题“大地金沙”匾额一块，字体浑厚遒劲。大家知道，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尊佛信道，曾经在圆明园内炼丹求道，吞食丹丸，以至中毒，早早地断送了性命。和平寺有他御题的匾额，是他推崇佛、道有力的证据。正殿内中间供奉如来佛，左为燃灯佛，右为药师佛，两旁排列着十八罗汉。 　　正殿两边的配殿山墙有十幅壁画，据寺内僧人讲，为宋代所绘，讲的是观世音菩萨出家成道的故事。为飨读者，经寺内同意，拍摄两张照片，从壁画的清晰程度来看，显然有些壁画是经后人重新描绘，即便如此，也是北京地区较早的佛教壁画，大大地早于法海寺壁画。 　　和平寺是唐以后各代京北佛事活动中心，宋、元、明、清多有扩建修葺，才有如今该寺规模。和平寺为四合院结构，布局严谨，分东西两重院落。东院有弥勒殿、释家牟尼殿、大悲殿、天王殿；西院有祖师殿、药王殿、娘娘殿，加之寺中僧房、神堂，共有房屋九十九间半，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每年阴历初五和九月初九唱大戏四天，使花塔村和平寺庙会成为闻名京津的传统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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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山门街杂忆

出景山公园西门西行不远有一条小街，这条小街是连接景山与北海的纽带，因西面是白塔山，东面是景山，北海东门就称陟山门，桥就称为陟山桥，查字典知道陟，是登高的意思，明清时九月九皇帝要登高远眺，这陟山门大街就是皇帝的专用御道。 　　小时候景山公园对儿童免费，因此常上景山去玩，在景山上看见北海的白塔有山有水而且能钻山洞，对我们的诱惑力太大了。胆大的就出主意上北海去玩，可是北海要5分钱门票，口袋里没钱也要去玩，就从北海夹道跳墙进去。我们都是进雪池胡同，顺着海墙的砖缝往上爬，上面是一座小山，七八个孩子你帮我，我帮你的进北海玩去了，对陟山门这条街可以说太熟悉了。夏天的时候，在雪池冰窖口，看那拉冰的工人，赤膊使一把钩连枪，瞪着眼冒着汗钩一大块晶莹的冰，咣当一下扔在三轮车上，就像水浒里的金枪手徐宁又像岳飞传里的张显，他们两位都使钩连枪，不过徐宁是大破呼延灼的连环马，张显是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我们最爱看的是一种581的三轮汽车，拉的冰多，为了多拉几块，使钩连枪的大将，要截扎扎那块冰，这样就有碎冰了。我们一拥而上一人拣几块尝尝太液池里的冰凉不凉。 　　在陟山门街中段的北侧，有一个雪池胡同，雪池胡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北边高南边低，胡同里有皇家的6座冰窖，因而得名雪池。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紫禁城内设冰窖五，景山西门外冰窖六，德胜门外冰窖三，正阳门外冰窖二，分藏京河通州龙王堂、莲花池等处之冰。雪池胡同的6座冰窖，过去是皇家的御用冰窖。它储存的冰，主要是夏季供皇宫中消暑降温，食品的防腐、冷藏之用。 　　冰窖所藏的冰，全部冬季采于太液池，即现在的中南海和北海水面。雪池冰窖建于万历年间，过去每到秋天，太液秋波要涮池子澄清水，为的就是冬天三九时采冰，采冰一般都是在夜里，工人穿着胶棉鞋，拿着冰槁钩连枪一类用品，在严寒中采冰，解放后采冰工人的条件得到了改善，安有铁轨叫冰车，一按电钮采好的冰能叫到山上，然后再放下来，放一层冰铺一层稻草，这是北海里面的土窖，据说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未完工时就在北海濠濮涧避暑，这里山清水秀还有冰窖，气候比别的地要低很多。雪池冰窖窖顶上，全部覆盖黄琉璃瓦，冰窖上层地面，采用大城砖砌住，窖内结构全部拱形建筑，冰窖窖基十分坚实，窖底用柏木杆打桩，由石帮石底砌成。50、60年代，冰窖还为北海仿膳储存肉类蔬菜、水果，记得有时工人遗落一捆蒜苗，由于筐漏了撒了一地的山里红大枣，我们拣起来就吃。这么多年了，雪池冰窖从万历到现在历经500年而保存完好也真是奇迹。想一想京城的其它几处冰窖，不是坍塌就是被拆，只有这里的两座冰窖还记载着当年的历史。冰窖附近还有窖神殿，一打听窖神是济公和尚，连砖窖煤矿等行业也供奉济公和尚为窖神。济公和尚这位佛教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神僧，不光留下了那么多神奇的故事，还是冰窖里的窖神，真让人难以想象。陟山门街，元代为宫殿区，明代的衙署厂库，直到清代以后才逐步演变为居民区，60年代，陟山门街曾有北京市输血站，站旁有座小酒店，那时很多生活困难急于用钱的人，经常到这里来“卖血”，收到钱以后到酒店大撮一顿，以补充营养，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80年代输血站迁走，盖起一座6层小楼，很多市民提意见，认为影响到景山北海的观景，建议拆除它，如今的陟山门大街，地面铺的大块大块的仿古青砖，街道两侧装饰得古色古香的店铺，店铺中售卖旅游用品，还有的卖饮料零食。在街中还有各色的饭馆，供食客品尝，陟山门街变成了明清古街，它是连接美丽的景山和北海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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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塔巍立耀京华
  

　　在古都北京的山巅河畔，在那些园林风景区和皇宫寺院中，一座座古塔巍立。它们或作为城市建设的标志点、历史人物的纪念物，或作为国际友好交往的见证物、传奇故事的起源点，成为一道道多彩亮丽的风景线，为北京这座世界文化名城增添着异彩。
　　最为醒目的是北海公园琼华岛之巅的白塔，通高35.9米，塔身呈宝瓶形，塔座为折角式须弥座，清顺治八年(1651年)所建，即北京城区中心标志之一；佛教圣地云居寺南面、黄龙山之巅的密檐式照塔，为辽代所建，是信徒来云居寺朝圣唯一能见到的远距离标志；北京五塔寺，为明朝永乐年间所建，寺以五塔得名；白云观真人塔，清雍正年间所建，是道教引用佛教堵坡的独特标志。

　　石经山之巅的唐代金仙公主塔，汉白玉石雕而成，塔身方形，塔顶重檐七层，挺拔秀美。是大唐开元十八年，为纪念唐玄宗李隆基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御赐云居寺经本和大面积土地、山林、果园而建造；而房山青龙湖畔的姚广孝墓塔，建于明朝永乐年间，为砖砌八角形九级密檐式。姚广孝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被推举做燕王朱棣之师。燕王即位，封他为太子少师。他在晚年住潭柘寺，84岁病故。他死后永乐帝为之“辍朝二日”，并赐建塔纪念。该塔通高33米，清秀挺拔。

　　西城区的“大圣寿万安寺”即白塔寺的白塔，塔基面积1422平方米，塔座叠成三层，塔高9米，塔身呈大圆形覆钵体，顶层是一个直径为9.7米的大华盖(又称天盘)，厚木做底，铜质板瓦做盖。华盖顶部中央，竖起一个高5米、重4吨的空心铜鎏金塔刹，高度与坡度恰恰构成了“十三天”大圆锥体的锥尖部分，使之与“十三天”成为一个整体，这在中国古塔塔刹造型中是绝无仅有的。白塔是在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多民族能工巧匠所建。阿尼哥主持修建的这座白塔，融合了中尼佛塔建造艺术，在当时达到了“壮观王城”的作用。当白塔在元大都凌空而起时，市容为之生辉，“金城、玉塔”的盛名，轰动一时。元代碑文中记载：“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元朝皇帝忽必烈临观大喜，以“京畿良田亩万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备”厚赐阿尼哥。后忽必烈又命人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为寺址划界，面积约合160000平方米，建有“一如内廷之制”的众多殿堂。白塔寺白塔，历史上是、现代依然是国际友好交往的见证。

　　北京古塔又是传奇故事的起源点。如良乡昊天塔，是北京现在唯一楼阁式砖塔，宋、辽时期辽朝所建，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此塔形制呈平面八角形，通高44.56米，是一座完全仿木结构的砖塔，外形端庄秀美，塔身坚固稳定。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塔基，二是塔身，三是塔刹。塔基是用砖砌成的须弥座式，基座高6.3米，雕刻有花卉、走兽、人物等图案，图案全部是单个纹饰组成，可分为上下两层，每面有八个，共64个。这些砖雕图案线条清晰，简洁明朗，纹饰流畅，尤其是佛龛、佛像和狮子等浮雕，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堪为古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品。塔身部分高32.7米，共5层，每层的高度不同，下面两层的高度较大，越往上尺寸越小，每层塔身都可成为一个小单元。全塔共有10层斗拱，每层有24攒，共有斗拱216攒，这在一般的砖塔中是极少见的。塔体内部建有走廊和楼梯，一级级旋转而上，直到顶层。塔刹是全塔的最高部分，由几个巨大的砖雕仰莲莲瓣和宝珠组成，其外形犹如一顶皇冠装饰在宝塔之上，使宝塔更加秀丽多姿。

　　这座宝塔，在电视连续剧《杨家将》中曾出现在屏幕上，因为由此塔而起源的民间故事，一直脍炙人口。古代辽、宋对峙时期，宋军勇将杨业孤军深入辽地，兵败身亡。辽人念其忠勇，将他的尸体安放在良乡县昊天塔下的昊天洞内。“澶渊之盟”后，辽、宋罢战，宋派边关大将孟良去昊天洞盗取杨业尸骨。孟良到达良乡城后，因置买棺椁延误了时间，而追随孟良去盗骨的另一员大将焦赞却先一步进入昊天洞中。孟良后入洞中，见有人盗窃尸骨，立即手起斧落，将人杀死。待他将此人尸体拖出洞外，方知误杀了焦赞。孟良深悔莫及，派人将杨业尸骨运回宋营后自刎而亡。孟良随身佩挂的宝葫芦摔碎在昊天洞外的燎石岗上，引起大火燃烧，将土石烧成了红色。至今，昊天塔下燎石岗上的土石依然是红色。而且，昊天公园内，还有孟良墓和焦赞墓。

　　此外，通州京杭大运河畔的燃灯塔、拒马河畔的镇河营塔、西山八大处的佛牙舍利塔等，均有美妙动人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塔，是古都文化的载体之一。如世界文化遗产皇家园林颐和园，古建园林山光水荟萃于一体，万寿山多宝琉璃塔、玉泉山古塔相映生辉，成为无与伦比的世界东方文化瑰宝。昌平区的银山塔林，峰峦叠翠，松柏成荫，苍黑色岩石突兀峭立，直插蓝天，人称“铁壁银山”；更有巍然屹立在山前旷野、建于金、元时期的7座密檐式宝塔，人称“银山宝塔”，二者相得益彰，成为一处国家级的文物旅游风景区。

　　在近2000年间古都大地上建造的这些形态各异的古塔，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使京城景色更加靓丽，独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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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前山后话中轴

从古都北京的景山上向北眺望，可见一条笔直的街道从南往北直达巍然耸立的钟鼓楼下。这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也是京城中轴路的一部分。在这条街道的十字路口处原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古老城门，最初叫北安门，是北京皇城的北门，清代改称地安门，民间俗称其为“后门”。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宫门式的建筑，面阔7间，正中设朱红大门3对，左右各两梢间为值房。城门高11.8米，进深12.5米。地安门内大街全长550米，街两旁自景山脚下北墙外，左右对称建有雁翅楼2座，楼仅高两层为内务府满、蒙、汉上3旗办公所(现为二十世纪50年代建颇具民族特色的大屋顶多层大楼两座)。 　　地安门：皇城禁地北门 　　地安门内大街在明、清之际为皇城禁地，百姓不得随便出入。街的东侧有黄化门街，是明清皇宫后勤服务的集中地，明朝时街两旁有管理、制造龙袍冠冕的尚衣监；掌管内外奏章、督理皇城事务、门禁的司礼监；办造宫中所用帘子、帐幔等的司设监。清代这里有帘子库、针工局、司礼监等。光绪时，此处曾称黄瓦门，俗称黄花门、黄华门，现在的19号院曾是清末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住宅。地安门内大街的西侧现为西楼巷、油漆作、米粮库等胡同，实为明代内宫监的遗址。据《明史·职官志》载：内宫监掌木、石、瓦、土、塔材、火药、油漆、始礼等十作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坊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暨冰窖诸事。在这中轴路的两侧还住有众多的为皇帝服务的身怀绝技的工匠。 　　从地安门至钟鼓楼下，是一条南北方向，长达775米的古老街道，现称地安门外大街。其北段(鼓楼至万宁桥)元代叫十字街，明代称鼓楼下大街，清代称鼓楼大街。其南段(万宁桥至地安门)明代称皇墙下街，清代称地安门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平民街市。 　　此街处于京城南北中轴线上，文物古迹遍布街道两旁，历代均为繁华街市，俗谚“东单西四鼓楼前”的鼓楼，就指的是这里。标志性建筑有万宁桥、火德真君庙、白米斜街和杏花天老宅院，百年老店铺等。 　　万宁桥：水淹北京城之说 　　万宁桥在皇城北门地安门的北边，地安门清代又称后门，此桥也俗称后门桥，而800余年前始建时的旧称海子桥和万宁桥却湮没无闻了。追寻历史，可知元、明、清3代，这座桥是北京运粮河上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当年从通州大运河驶来的船队川流不息，桥的西边是广阔的什刹海水域，桥东则是大运河的航道，桥头曾有一饭铺以卖炸灌肠而名噪京城，据传西太后曾亲临品尝异味，店铺匾额由黄祾子围裹。地安门大街上更是店铺鳞次栉比，江南商贾、川陕豪客云集此处。现在鼓楼之下、街道东侧仍存有明代单檐重楼式铺面房一座，其雕镂细致，彩绘新颖为北京旧铺面房的典型。 　　据传说后门桥的下边桥洞的正中间刻有“北京城”3个大字，北京的“京”字正好坐落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河水上涨时，如果把这3个字淹在水下，北京就有遭遇水灾的危险。故有“水淹北京城”之说。民间传说把后门桥说得神秘莫测，在历史上后门桥确实是北京城的命脉。侯仁之教授在2000年12月22日参加后门桥修复竣工典礼时说：“这座石桥原名海子桥，700多年前，早期的北京城从原来的莲花池旁迁移到现在的什刹海来的时候，海子桥就是全城规划建设的新起点。现在，全城的中轴线也是从这里开始向南再向北延伸。”他建议“将习惯称呼的后门桥改回元代时的名称万宁桥，希望子孙后代万世安宁。” 　　火德真君庙在万宁桥头西北侧，始建于唐代，为道教正一派著名道观，元、明、清历朝均有修缮。山门东向，外竖旗杆，内有钟鼓楼，山门内外原各有牌楼一座，庙内有前、中、后3殿及后楼和配殿，殿后曾有一望海亭，可一览什刹海风光，1984年定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钟鼓楼：城市中轴终点 　　钟鼓楼是北京城市中轴线最北端的标志性建筑，它如同紫禁城身后边的两个高大的守护神。当您沿着地安门外大街向北走，跨过万宁桥，进入视野的是一面形似大鼓的城楼横在面前，巍峨雄伟，钟楼则被隐于身后。北京中轴线使全城的建筑坐北朝南，层层推进，向南的永远是正面，北面的都是背影，翘角飞檐的钟鼓楼正好笼罩在紫禁城的背影里，把紫禁城映衬得不可一世，更具有了皇权的威严，而钟鼓楼则多了一份世俗文化的随意和亲和力。 　　钟鼓楼始建于元代，位于大都皇城后边，按“前朝后市”之说，这里在元代就有帽子市、皮货市、鹅鸭市、珠子市、柴炭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等。明初因战乱使这里的商业一度萧条，后来随着城市报时的“晨钟暮鼓”之声，商业有所恢复。清代，一些达官贵人选中什刹海岸营建府邸，鼓楼地区更加繁荣起来，鼓楼前及烟袋斜街陆续出现了酒楼、饭庄、茶馆、钱庄等。民初，钟楼之下开设了电影院，钟鼓楼之间的空地上成了“平民市场”，一些摊商和民间艺人在此经商卖艺，游人众多，热闹非常，被称为“小天桥儿”，市井民俗味儿浓郁。从景山上向北望鼓楼大街的景色更是绝妙：各种风格的建筑在景山脚下一波又一波蔓延、呼应，从庄重的地安门到造型瑰丽的鼓楼、钟楼相续耸立于中轴线上。到钟楼之后，城市中轴线便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不再向北延伸到城墙根儿下，景观的重点平缓地分配给了左右分立的两个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壮丽而神秘的京城中轴线，恰似“神龙见首而不见尾”，悄悄地隐遁于城郊外的烟霞雾霭之中了……

旧京故事

北京的鸟

北京这座城市不寻常。本地人常挂在嘴边的大白话有一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藏龙卧虎的北京就是这么个大鸟笼子。在这儿呆久了，什么都不新鲜。记得当年朝阳区腹地水碓子有个全城皆知的花鸟市场。露天市场其实仅一条街，街两边摆满了兜售花木鱼鸟的板车、玻璃缸和带篷布的简易柜台。花街紧邻着一条河，河道弯弯的，街也就弯弯的。我翻阅过旧地图，没查出河的名字；向路人打听，居然有好几种说法，索性不刨根问底儿了。毕竟，水碓子是因其而得名的，就足够了。第一次来水碓子，我惊呆了，以为《清明上河图》在现实中恢复了；垂柳、桥、水边的矮楼、纸糊的招牌、服饰各异的行人，什么都有。在拥挤的人流中缓缓挪动，走马观花，确实能体会到大千世界摩肩接踵的乐趣，问货、砍价、递烟、聊天，全北京城的闲人仿佛都集中到这儿了。惟独我不谙此道，只是个乏味的过客。 　　若拍爱鸟周的广告，真该到水碓子的鸟市来。有新手来买鸟的，更多的则是拎着精致的丝笼来遛鸟的(让它感受大家庭的气氛？)，或是携鸟来选购饲料的。你会联想到戴瓜皮帽、套府绸马褂的八旗子弟提笼架鸟的遗风——这种景观恐怕非老北京没有。一位穿旧牛仔服的工人模样的汉子擦肩而过，你仔细一瞧，笼中关着的是极昂贵的虎皮鹦鹉——不禁刮目相看，叹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当然，人还是北京人，鸟却不是清朝的鸟了。据说当年在水碓子，拎一只让同道眼馋的画眉招摇过市，不亚于商人手上提大哥大的八面威风。 　　在展览名贵金鱼的大玻璃柜台旁边，却蹲坐一位守着洋铁皮水桶的通县渔夫——正叫卖刚从运河钩上来的草鱼。一边明码标价三千元现大洋一尾，一边却用天平论斤称，一边是让人当掌上明珠养的，一边是供作盘中餐吃的——鲜明的对比，却相安无事地成为邻居，这是水碓子集贸市场特有的怪现状。或许这正是老北京的风格；既出玩主，又出美食家与名厨；既拥抱物质，又擅长享受精神。活得多滋润呀！想通了之后，再往前碰见花摊与菜担为邻，郁金香与新上市的空心菜为邻，我已见怪不怪了。 　　经常想这样的问题：北京古时候为什么叫做燕京？因为紧靠着燕山，还是因为作为燕国的都城？这座城市与燕子有一种隐秘的联系——燕子似乎自古即是它的象征与吉祥物。明朝的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朱棣后来做了永乐皇帝，并正式由南京迁都北京。他对自己镇守多年的古燕都是有感情的。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在我想象中，这座城市的上空永远有燕子翔集，如众星捧月。多年前似乎确实如此。记得我刚移居北京时，趁着黄昏瞻仰大前门，惊喜地发现巍峨的城楼上，有成群的黑色鸟类翱翔并且鸣叫。因体形较小，容易被误认为蝙蝠。但明眼人知道，那是雨燕——或至少是燕子的一个品种吧。它们围绕着残缺褪色的雕栏玉柱飞高飞低，叫个不停，仿佛乐不可支——它们心中装着怎样的喜事呢？据说大前门楼上，清朝就已有这种鸟装点着天空，和暮鼓晨钟一起，构成典型的人间城郭景象。燕京已改名为北京。北京的上空，不仅燕子几近绝迹，连麻雀都少见了。听友人邹静之回忆，大跃进除四害时，全北京曾统一行动消灭麻雀，楼顶、阳台、树上都站着人，敲打锅盆或晃衣服把麻雀都惊飞了，麻雀腾空后就再找不到地方降落，无处藏身，只能在空中盘旋，直到精疲力竭坠地：“空中坠落的麻雀都被人收走，据说要统计成果，成果当然很大。再后来的日子就没了鸟叫。”北京人其实是爱鸟的。养鸟是老北京的传统。若干年以前，坐在四合院里，经常能看见别人家驯养的鸽子从头顶掠过。在对往事的记忆中，充斥着悠悠的鸽哨声——作为富于感情色彩的画外音。那简直是热爱生活的表示。北京仍然有花鸟市场。但买卖的都是笼子中的宠物——鹦鹉、画眉之类，不是为了看它们飞，而是为了听它们叫。那还不如买一个八音盒回家。估计自然界的候鸟迁徙，也会远远地绕开城市。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已很难见到自由的飞行之物。 　　北京人常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北京的林子越来越大了，鸟却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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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难湮燕地书

从汉代开始，也许更远，北京这片广大的地区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亿万经籍，亿万书生，一点也不夸张。历史上北京人撰写的著作，见于记载被收入《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的就有四卷之多，仅这四卷之中，亡佚之书虽然比比皆是，何况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出版流通的图书就更不知道有多少烟消云散在历史之中。翻看这部艺文志，前毁后著，前亡后撰，愈毁愈坚的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中说：“燕自韩太傅受易传诗，修明家法，魁能冠伦，卢、高并峙。汉末虽存少佚多，而微言卫堕。魏、晋以降，著述繁多。”韩太傅就是《韩诗外传》的作者名字叫韩婴，卢者、卢植，高者，高诱。汉代著名学者如云，北京占其三，汉代著作，亡佚者多，但韩婴、高诱却都有著作幸存于世。一个城市，有韩婴这样的学者，有《韩诗外传》这样的书，就有希望，就有进化的阶梯。我不敢说，书是一个城市成为京城的充分条件，但缺少创作经典的城市，是很难进化为京城的。我可以从汉朝开始，拉出一个很长的书单，拉出一个很长的作者菜单，也许就又是一部长长的文章。无论这些书是存还是佚，也无论这些作者是否名见经传，它都是我们今人的骄傲，也都是我们今天这个城市的灵魂。 　　汉魏图书存世者稀，北京则更是如此。人们之所以都认为，北京历史上的图书从韩婴开始，就是因为见不到比这更早的图书，见不到比这更早的记载。汉朝人的学问是很讲究来历的，没有来历的学问，只能算是今天所谓的脱口秀，或者说叫做野狐禅。汉朝人管这种学问上的出身叫“师法”，那么什么叫“师法”，就是说一个人的学问，不能脱离开他老师讲授的范围。在今天看来，这是很保守的，可西汉初年，秦朝焚书的大火刚刚熄灭，读书人保住脑袋，活到西汉的没有几个，如果这时候，不讲究师法，不讲究文化的传承性，那么也许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要改写。韩婴之前是一定有书可读的。北京地区也一定有书可读。 　　《汉书艺文志》记载《韩诗外传》为“六卷”。韩婴之时，北京就有不少图书流传于世，从《韩诗外传》一书所使用的资料看，当时是应该有《荀子》《贾子》《说苑》《孟子》等书。可见西汉初期的燕地，就已经是一个充满了书香气，书卷气的城市。这种书香的传统，在这个中原的边地城市中艰难的成长着，它为这自古以来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区，注入了浓浓的书卷气息。从这个地区走出来的名儒硕学之士，一手拥书，致君尧舜，兼善天下。一手仗剑，侠肝义胆，抖擞乾坤。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不仅著述写作不易，流传就更难。很多书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写本，而无法保证流传至今。除了这种技术上的原因之外，在古代一部书的遭遇，有时候比一个人的遭遇更难预料。 　　图书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灾难就是秦朝时的焚书，尽管后世对于秦朝的焚书规模和数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为一道命令，它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具体执行。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曾经下令努力寻找天下的图书，如此才会有西汉早期的文化大发展，北京地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汉帝国版图中的文化重镇之一，同时又是重振儒学之风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韩婴所开创的韩派诗经学与齐鲁诗经学鼎足而立。那是一个多么灿烂的时期，燕地因为有书而与儒家文化发源地齐鲁平起平坐。 　　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我们又知道，西汉时期的图书，流传下来的极少，就北京而言，仅有《韩诗外传》，西汉时研究《诗经》的还有齐鲁那两家，可惜都没了，韩诗也仅有其外传，一不留神被保存了下来。侥幸流传到今天的还有毛诗。《韩诗外传》能被保存并流传下来，对北京来说算是一件幸事。图书的存亡，除了图书自身的问题之外，古人对其历史规律作过一些探讨，还在隋朝的时候，就有一位叫牛弘的大臣，作过这样的探究，并将自己的研究结果，汇报给朝廷。由于接受了牛弘的建议，嘉则殿藏才会积累到三十七万卷，隋朝末年，王世充篡位，将隋朝及其图书都拥为己有，622年唐军消灭了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装船从河上运往长安的途中，不幸运送图书的船只触礁沉没，后来到了贞观、开元年间，唐朝什麽又只好招募人员，重新进行缮写，缮写用的底本，应该说大多数来自于民间。隋朝的时候，燕地人的著作，大多都散亡了，只有《韩诗外传》尚完整的存在着。除了嘉则殿的藏本以外，民间一定还有流传，尽管运输东都图书的船触礁沉没，但民间的藏本说不定会在唐朝初年的图书再造工程中，被发现抄写，并得以流传。而其他的书，在隋唐之间很有可能只剩下残本零篇了。唐朝的这次修书，可以和汉代、隋代相媲美。 　　不管历史上，图书毁的怎么厉害，燕地人的著书活动，一直也没有中止过，随着毁书频率的加快，燕地人的著述也在不断提速。书的种类越来越多，书的档次越来越高。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卢植著《尚书章句》《三礼解故》。高诱著《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战国策注》《孝经注》《孟子章句》。西晋时卢谌撰《祭法》《庄子注》，并有文集行于当时。张华著《博物志》《张公杂记》《杂记》《神异径注》及《张华集》。北朝时卢辩著《大戴礼记注》，卢景裕作《易注》，阳尼著《字释》未完即逝，其孙阳承庆继承祖志，发奋完成《字统》二十卷，阳承庆从弟阳固之子阳休之撰《幽州人物志》，高闾著《燕志》十卷，有文集三十卷。平桓著《略注》，梁祚著《国统》，郦道元作《水经注》。隋唐之后著述就更多了。上述大部分图书，都已经亡佚了，但值得庆幸，值得骄傲的是，除了《韩诗外传》以外，流传至今的名著还有著名的《水经注》《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博物志》。散佚之书，进入清代以后，有许多已经有了辑本。 　　从这么一份简单图书与社会互动的书单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地图书文化的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著述的家族性，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派的背景下，这种家族性保证了文化的延续和流传，同时也保证了燕地文化积累的稳定性。自西汉到北朝之间，是北京地区社会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家族性的持续努力，文化传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极有可能会出现断层。第二个特点，是著述的不间断性，虽然由于社会的不稳定，导致许多著作的大量毁弃，这没有能够中断这一地区的著述活动，反而养成了人们愈毁愈作的精神。野火烧不尽，燕地书又生，这是一个城市生命力和素质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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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民初前门城楼改造
  

　　1915年6月6日当时的北洋什麽内务总长朱启钤手持袁世凯颁发的银镐刨下了第一镐，将古老的前门城楼改造拉开的历史序幕。
　　在北京的城门中，最重要的，要数前门，亦称“正阳门”，前门位于内城南墙的中部，在帝王时代，作为封建帝国的首都的象征，前门比天安门还要重要。

　　像所有北京的城门一样，前门的前边有一个“瓮城”，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城门而多建的城墙。每个瓮城有2个城门，较大的一个在后边。前门是瓮城后边的城门，在外侧城根下挖有护城河以防备敌人的攻打，当时可以说前门占据着守卫北京的战略性位置。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由于强烈火药的近代枪炮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城楼和攻破城墙，近代战争的手段已经使古老的城门百无一用。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没有阻挡住1860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进攻，城楼和城墙除了象征价值和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像其它的传统性城门一样，作为军事防御设施的前门城楼阻碍了交通，城墙、护城河、城门形成了一个瓶颈，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交通警制度建立之前，几乎是无处不堵塞。有时候交通拥挤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城门关闭、宵禁时间过去之后城楼的拥挤状态仍然得不到缓解。1915年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全城居民代表大会，居住在外城的老百姓通过前门城楼就花去了1个多小时，在前门瓮城两侧新建的火车站使前门的交通量剧增，大大超出前门的容纳量，交通状况更为糟糕。

　　因此到了1915年的时候，改造前门已经成为市政公所日程上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个工程由内务总长朱启钤所倡议，最后得到中央什麽的批准。市政公所雇佣了德国建筑师罗斯格尔负责这项工程。经过6个月的施工，一段城墙被推倒了，开通了4座新的城门，瓮城也被夷为平地，把天安门地区和外城直接沟通。1915年6月6日朱启钤手持袁世凯颁发的银镐刨下了第一镐。拆除了瓮城，重新修建了前门箭楼，东西两侧各开了两个门洞，形成东西车站广场，现在前门箭楼东西两边用水泥造的三角形装饰，就是那时留下的。

　　仅重建前门一项工程便用掉182000元，再加上修建新道路、新房屋和修建草坪的费用，全部的支出高达298000元。专栏作家周建英《北京城的公用事业》一文中说修复前门“既保留了一个古代北京辉煌灿烂的建筑奇迹，又满足了首都近代化发展的需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改建后的工程明显可见欧洲式的风景的痕迹，基于把北京建设成娱乐和休闲之地的理念，前门周围建设了西方装饰性的喷泉，种植了树木。

　　然而仍旧有人强烈反对这个工程，他们的理由是：改造作为历史古迹的前门城楼会冒犯神灵，破坏风水，在他们看来，对几百年前精心规划与建造的北京城所做的任何改变都将带来灾难。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说“那些有幸目睹前门原貌的人异口同声地悲叹这座古老建筑的大部分已被拆毁，面目全非。”负责重新设计前门城楼和毗邻街道的德国建筑师罗斯格尔蒙受了铺天盖地的指责。

　　许多老百姓甚至说“请一个洋人改建前门城楼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大规模改建的文化后果。”

　　罗斯格尔宣称自己最初的设计是完美无缺的，但也承认工程有些细节不如人意，指责中国的建筑施工者任意地修改了他的设计。

　　有许多商人也指责这个工程毫无用处，是浪费。有的人试图控告内务总长朱启钤管理无方，挥霍公共资金。

　　叫得最响的反对者是前门内千步廊一带的商贩，他们必须拆除自己的房屋和摊位，以便为新建筑的道路让出空地。商贩们以雪崩似的请愿方式要求内务部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他们的理由是，数百户家庭皆依赖这一地区的经营而谋生。如果他们被赶走，许多人面临饥饿与死亡的危险，他们指出什麽的补偿金根本无法救他们的病。中央什麽驳回了他们的请愿，坚持认为改造城市的任务大于商贩的利益，最后决定在前门外新建的西方式百货商店里租地营业，租金给予一定优惠。还有的转移到了天桥附近，从而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商业繁荣。

　　北京城的空间变化确实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打乱了传统的谋生方式。

　　前门工程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北京城最繁忙的商业区——极其重要的南北中轴线中段的交通拥挤状况得到了缓解。新铺设的街道和外城连接起来，便利了交通运输。新铺设的道路从古城墙下穿过，行人车辆能够径直通过以前禁止贫民涉足的地区，而不必再绕一个大弯。从前很少让人行走的长安街拓宽了，将北京城一分为二。长安街当时是联系东西向交通往来的唯一大道，逐渐成为能对南北中轴线起辅助作用的东西中轴线。两条中轴线在天安门前相交会，从而大大提高了天安门在近代交通和政治上的地位。从长远考虑，这2条中轴线也为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其他街道和车行道网络提供了一个十字形的框架。

　　街道铺设和城门、城墙的改造不仅改变了北京城的风貌，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从前禁止人们出入的地区改造成了公共使用的通衢大道，对封建帝国时期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做了新的诠释。

　　将那些以前供皇帝专用、普通百姓不准入内的地区向公众开放，意味着这些地方不再是少数特权人的垄断。一个市民城市的诞生，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建基于新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的大都市已经开始形成，封建帝国城市规划的改变和对交通流通以及商业活动的重视都是20世纪初关键性过渡时期北京出现深远的社会变革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