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故事

京居悟与怀 漫话东板桥

东板桥街是一条古老的小街，明清时这里是内务府24衙门所在之地，专门负责皇宫内的后勤服务工作，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腊库胡同，是专门供应皇宫内的蜡烛照明用具；酒醋局胡同是专门供应光禄寺宴席用的酒油酱醋的工作。东板桥一带明清两代属皇城，是皇宫御用作坊及仓库集中地。黄化门街南设有制造皇帝太子亲天所用冠冕龙袍的尚衣监；掌管内外奏章督理皇城事务管门禁督促供应的司礼监。街北设有办造各宫用帘子地毯等的司设监。附近还有帘子库针工局织染局。妞妞房胡同是专门训练宫女的地方，民间选送来宫女就由内宫的一些老宫女做老师专门训练她们，宫内的礼节，服务对象的工作。东板桥街这些胡同不光有历史渊源，有的还隐藏着有趣的故事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古迹。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锥把胡同和有着石敢当的腊库胡同了。 　　针工局与锥把胡同我小时候住腊库胡同，上学放学常常经过锥把胡同。据说锥把胡同原称针工局，和附近的织染局南池子的缎匹库，都是为皇宫宫廷服务的后勤部门。针工局为皇帝后妃及王子们缝制春夏秋冬穿用的袍服，负责制衣的工匠三年一班，当班工匠等于服役，吃住在作坊中。 　　针工局的匠役们都有高超的手艺，首领可以称为工艺师，一年四季为皇帝制作的袍服都有讲究。皇帝平时最常穿用的明黄色袍服，冬至祀天时改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祭日时穿白色。春夏之际，袍的边缘饰以缎，秋冬时饰以珍兽的皮毛。即使是平时穿的龙袍也十分奢华，最常穿的是明黄。此外尚有杏黄和金黄。龙袍上要绣九条龙，前后身各绣三条，两肩上各绣一条，另外一条要绣在衣襟里边。龙袍上还要绣十二景纹和五色云，下边是海水，水上是山石宝物，名为八宝云水，表示山河一统，万年永固。缝制这样一件龙袍需要多少能工巧匠？所以过去的针工局是一家很大的御用裁缝铺，它的前门开在黄化门大街上，后边一直延续到西妞妞房。 　　帘子库胡同帘子库胡同位于地安门内大街路东，黄化门大街迤北，南北走向，因明清时代内务府曾在此设存放帘子的库房而得名。 　　过去每到夏季皇宫内的宫殿都要挂上竹帘，为的是挡住苍蝇蚊子，同时也增添了皇族生活的神秘感，让臣子看皇上隐隐约约。那么竹帘是怎样编成的呢。据说工匠先精选南方进贡来的节距长、生长期为两年的上等慈竹为原料，经过刨青去节，锯段破竹划片成篾，再经分丝匀丝等十几道工序抽成粗细均匀、色泽柔和，质地柔润的纤细竹丝作纬，用优质蚕丝搓线作经，然后再精工编织而成，故此称竹编帘。这种竹帘很精巧，每个竹帘用竹丝八百至一千根，然后再装上竹制或木制的天头地轴，让其极尽天然风味，故而这种竹帘大受皇宫的欢迎。当然西太后在冬天室内很可能还会用珠帘。 　　腊库胡同的石敢当腊库胡同西临东板桥街，东南各有两个出口，明朝时，腊库胡同是内府供应库的蜡库衙门所在之地。蜡库衙门掌管着皇宫里使用的宫蜡。皇宫里使用的宫蜡和一般的蜡烛不同，它是用一种树上生的昆虫分泌出来的物质炼制而成的，故又叫“虫蜡”。皇宫里的蜡源也是非比寻常的，不是哪里的虫蜡都可以做成宫蜡，而要用四川进贡的白蜡和广东进贡的黄蜡炼制而成。蜡库衙门里的太监每天负责将这些制好的宫蜡按时供应皇宫使用。腊库胡同对面的铁匠营胡同就是专门制作制蜡模具的地方。在没有电灯的年代，蜡烛照亮了黑夜，许多诗人吟诗作赋称赞蜡烛。杜牧的诗“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把蜡烛拟人化了。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更成为千古名句。 　　不过腊库胡同里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宫蜡，而是胡同里很多老居民称为石敢当的那块石头。 　　在腊库胡同通往东板桥大街的胡同西口，把口的一座民宅的墙角那里立有一块一尺来高，刻着古怪花纹的石头，由于年头已经久远，已经看不出它上面刻的什么样的花纹了，但是这样的古怪花纹确实少见。 　　石敢当是民间的驱邪镇宅之物，一般是用石料雕刻上兽头等形状，安置在宅门或街巷入口处。在一个民间传说中，石敢当的起源竟还与黄帝有关。传说当年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不但十分强悍，而且猖狂之极，他竟然登上泰山大呼:“天下有谁敢当？”女娲听后很气愤，投下一块泰山石，喝道:“泰山石敢当！”蚩尤仓皇落败。于是黄帝借此机会就遍刻泰山石敢当的字样，以此震慑蚩尤，最终将蚩尤打败了。而在另一个民间传说中，石敢当又被描绘成一位善良勇敢力大无比的勇士，他到处降妖伏魔治病救人。后来家家户户就将石敢当的名字或砌于墙上、或置于房顶，使鬼祟见之不敢接近。 　　其实说起腊库胡同真正的泰山石敢当还应该是解放战争平津战役期间，地下党在腊库49号设立的电台。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为了和平解放这座文化古都，地下党的电台充分发挥了情报作用，四野的炮兵封锁东单机场，为了寻找最好的弹着点，地下党的侦察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给解放军送去情报，使国民党军队惊呼，解放军的炮弹是长着眼睛的。地下党还把城墙的高原弹药储存部队配置，通过电台报告平津前线指挥部，为和平解放北平贡献了特殊的力量。 　　著名作家杨沫在《青春之歌》的小说中多次提到腊库胡同，有了石敢当的腊库胡同的确是一块福地。 　　东城区什麽正在原来的玉河道挖河，北河沿现存的水簸箕胡同形象的说明原来东板桥是碧水穿城过，人家尽枕河的宛如江南水乡的地方，有了水就有了灵气，山因水秀，我们期盼着明天的东板桥街架起五座真正的东板桥，这条古老的小街一定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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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古都城门

自公元1153年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以来，先后有金、元、明、清四个王朝在这里正式建都，(此前辽代所建之南京城仅为陪都)，而每一个朝代都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规制严整、规模宏大的城墙及城门。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巍峨的城墙和高耸的城门，因人为和自然的因素已大部分不复存在，而历经沧桑幸存下来的城墙、城门或其遗迹，则正在加以保护和修复，供广大中外游客参观游览，同时，也默默地见证着北京建都850多年的历史。现在，让我们按照朝代顺序盘点一下北京旧城还有多少城墙和城门或其遗迹可寻。 　　金代——珍贵的凤凰嘴金中都城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因为年代久远，其城墙风吹雨淋、人为破坏，早已面目全非，如今在丰台区玉林小区留有其南墙水关遗迹，1995年在此建辽金城垣博物馆。在丰台区卢沟桥乡的高楼村、万泉寺村和凤凰嘴村分别留有其西南墙断断续续的遗迹。2002年市人民什麽对其进行保护性的维修，清除残墙杂草、砌虎皮石护坡、安装保护栅栏，还在墙体上种植爬山虎等保护性植物，其中高楼村的遗迹仅存10余米，据说是当年在此沿墙建有一猪圈而得以保留，万泉寺村的遗迹保存在万泉寺水产冷冻厂院内，亦只一小段。保存遗迹最多的为凤凰嘴村遗址，当年为金中都城的西南角，近年在此建立了金中都城垣遗址公园。 　　除此之外，还留有若干与金中都城墙、城门有关的地名，如南三环路与丽泽路、丰北路的交会处丽泽桥，因位于其东侧的金中都城西墙的丽泽门而得名，如今，这里修建了大型的立交桥，再如中都城北墙的会城门附近，有会城门东路、会城门公园、会城门邮局等。经过保护的遗迹和与金中都城墙、城门相关的桥梁、道路、部门名称，提醒着过往行人，这里曾是雕梁画栋、箫鼓喧空的金中都城的城墙。 　　元代——大都土城添新景元大都城因当年没有砌砖而被称之为“土城”。当年明军攻陷大都城后，距其北城墙一线后退五里建新城，其东西城墙大部分被压在新建的明城墙之下，而其北墙和西北、东北墙则逐渐荒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从邮电大学小西门附近即元大都肃清门旧址向北沿学院路至黄亭子向东过德外小关再至祁家豁子一线看到的那低矮起伏的土坡，便是元大都城垣遗迹。其中城门遗迹仅有肃清门(今明光村附近)瓮城的夯土。1988年3月，市什麽在此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同时复建金代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景观，近年又对遗址公园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和改建，2004年7月起免费对市民开放。如今，绵延9公里的遗址公园满目青翠，清澈的小月河横穿而过，元城新象、大都鼎盛、城垣怀古、蓟门烟树、鞍缰盛世等景区错落于带状的公园之中，现已被定为北京市第一个人文奥运景观。 　　此外，也还有若干与元大都城墙、城门有关的地名正在使用，如三环路上的安贞桥及附近的安贞里小区、三环路上的健德桥及附近的健德医院和位于西坝河附近的光熙门北里小区、地铁光熙门站等则分别因当年元大都北城墙的安贞门、健德门和东城墙的光熙门而得名。明清时期——恢宏气势天地间明清城墙的规制在明代就已形成，清承明制，没有对城墙城门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明清北京城分为内城、外城、皇城三重，计有内九、外七、皇城四共20座城门，其中内、外城门还均配套修有箭楼和瓮城(连接箭楼与城墙的半圆形建筑)，内外城城墙四角均修有角楼，内外城结合部修有铺楼，这些城墙和城门大部分于民国年间和解放后五六十年代被拆除，保留下来的仅有以下几处，让我们按照内城、外城、皇城的顺序分别加以叙述。 　　内城一为正阳门城城楼与箭楼，正阳门乃明清时期内城九门之首，其名取“圣主当阳，日主中天”之意，在建筑规制上高于其它城门。正阳门城楼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三重檐歇山顶三滴水的木质建筑，连同城台通高43米，箭楼则是砖石结构三面开箭窗的歇山顶建筑，与瓮城、跨越护城河的正阳桥和桥南的五牌楼共同组成一组布局合理、气势凝重的建筑群。门楼和箭楼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侵略军焚毁，1906年重修，瓮城、正阳桥和五牌楼则分别于民国初年和解放初期被拆除。城楼和箭楼曾历经多次维修，近年，又配合附近道路扩建对周围环境进行大规模整治，铺设绿地。其二，为内城东南角楼。当年除了修建城门楼外，还在城墙四角修建角楼，内城东南角楼便是其中之一，为一面向东南的曲尺形重檐歇山顶砖石结构建筑，两条主脊呈十字形交叉，其东、西、南三面共开149个箭窗，是我国现存唯一的规模最大的城垣转角楼，近年来亦进行了多次修复。如今，当您乘火车进入北京站时，便可看到这座巍峨厚重、气势宏伟、造型独特的古建筑，让人们意识到已来到了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其三，为明城墙遗址公园。沿内城东南角楼向西至崇文门三角地约，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仍断断续续的留有一段约1.5公里的内城南墙墙体。如今，在园内散步，参天古树、青青碧草与古朴沧桑的城墙交相辉映，组成老树明墙、残垣漫步、古楼新韵等一处处景观，成为广大市民又一休闲、怀古之去处。 　　其四，为内城东墙遗迹。此段城墙位于内城东南角楼之北，与角楼隔铁道相望，虽然只有不到二百米长，但位于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建国门地区，经过修复，与周围环境形成风格迥异的对照，该段城墙及内城东南角楼均属于明城墙遗址公园的范畴，计划以后用钢结构的过街廊将该段城墙与内城东南角楼相连，使内城东墙、角楼与南墙连为一体。 　　其五，为北京城西城墙南端遗迹，其址位于北京内城西南墙与外城之结合部。1988年用新烧制的城砖13万块予以修整，并重建了内外城结合部的铺楼，总长195米，同时，留有七处原有残墙的断面，其保存程度和修复效果远不如明城墙遗址公园，但因其位于西二环路转弯处，亦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处人文景观。 　　其六为德胜门箭楼。1980年和2001年两次进行维修，并在此建北京市古代钱币博物馆。在扩建德外大街的过程中，为保护古建及其周围环境，市政设计研究院曾设计了10个方案，最后选中了保护效果最好的“人”字形立交道路建设方案。同时，在箭楼以北的护城河两岸修建汉白玉石栏等，形成横跨于护城河上，与古楼风韵相配的景观广场。如今，沿着现代化的八达岭高速公路进京，很远就能看见矗立于高楼大厦之中的雄浑古朴的箭楼，象征着历史悠久的古城正向现代化高速迈进。 　　外城外城遗迹已基本无存，因原永定门城楼为北京旧城中轴线南端起点，在北京城建史上有重要的意义，经专家反复论证，2005年在其原址根据1937年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对其绘制的实测图，照原规制、使用原材料、依原工艺复建了三重檐歇山顶的永定门城楼(其箭楼因原址位于南二环路而未能复建)，建筑过程中曾从南非进口十二根铁梨木作为城楼的支柱，同时，对永定门大街及道路两侧的天坛和先农坛的坛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再现了当年的风貌。如今，登楼北眺，是亘延7.8公里的老北京城中轴线，从城台下经先农坛东门至天桥商场是一个街心花园和一条花岗岩步行道，是当年皇家去南苑狩猎的御道；向南远望，则是新扩建的中轴线南延长线，其西南方则有在此次道路扩建中得以露出真面目的始建于元代、清乾隆皇帝亲题碑记的著名古迹燕墩。 　　皇城皇城是明清时期拱卫紫禁城的最后屏障，红墙黄瓦，与内外城墙风格迥异。皇城城墙及四门如今只留下其一段南墙及天安门(关于皇城正门到底是天安门还是位于今天安门广场南端于上世纪50年代拆除的中华门，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天安门城楼重檐歇山，雄伟壮丽，天安门及广场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壮丽的街景闻名于世，是中外游客来京必游之处。沿天安门广场两侧，保留下来的皇城南墙向东经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南池子、南河沿至北京饭店，向西经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南长街、新华门至府右街南口。其中新华门为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政时期改建墙内西苑的宝月楼(传为乾隆皇帝为香妃所建)而成。修建过程中，拆除宝月楼前的一段城墙，同时巧妙的用两段短墙形成的“八”字墙将皇城墙与宝月楼连接起来，门内的影壁亦为民国年间所建。 　　其余，南长街、南池子、南河沿等门洞皆为民国年间为方便交通拆除小段城墙所建。皇城北门即地安门，又称后门，如今早已无存，但值得一提的是，原地安门之北中轴线上留有一座单孔石拱桥名为后门桥(原名万宁桥)，桥跨什刹海入玉河处，元代即为城内通惠河上的重要通水孔道，2000年加以整治修缮，疏通桥下水道，修补汉白玉桥栏，在施工过程中，还挖出了6组当年镇水石兽并保留于原地。如今，漫步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与碧波荡漾的什刹海，映衬着古桥沧桑的历史变迁；新旧桥栏两相对照，引发人们悠悠怀旧之情。 　　此外，近年还曾在地安门和景山后街吉安巷附近分别发现两小段被民房包围的皇城城墙，现亦加以保护。 　　以上北京城门城墙遗迹(包括已复建的)共计十余处，为北京旧城硕果仅存的遗迹。其余如金中都的丽泽门、丰宜门、会城门、元大都城的安贞门、健德门，明清北京内城的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及民国年间开挖的和平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的广安门、广渠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及其城墙均已无存，代之以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街道，仅留下这些地名供人们凭吊那逝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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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昔日充满人气的南小街

南小街位于北京火车站北面，正对着车站。 　　往昔的南小街消失好几年了，如今的南小街一派新貌。崭新的高楼鳞次栉比，新建的平房古色古香，马路笔直宽阔。 　　然而我时时忆起原先的南小街。 　　那是一条幽邃漫长的胡同，南北走向而略带弯曲。人行道颇为狭窄，路人只得贴马路边徐行。街面上挤满了小店铺，一家挨一家，不少铺面局促逼仄。然而，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门脸，照拂着大片胡同的远近街坊。几乎生活中的样样需求，都能在小店得到舒心的满足。 　　每天清晨，我到对面的早点铺喝面茶。这是小米面熬的稠粥，淋上麻酱，撒上芝麻椒盐，热乎乎香喷喷的，喝了不渴不饿。左近一家饭馆儿的炒饼做得不错，口味醇厚、筋道耐嚼，吃的时候调点儿醋，就更棒了。 　　最吸引我的，是一家专卖灌肠的小饭铺。隔段日子，就忍不住去“复习”一次。灌肠是淀粉团儿切片油煎而成。外焦里嫩，浇上盐水蒜汁，极为顺口。 　　吃着这些自幼喜爱的肴馔，常勾起对往事的回忆。现今的南小街虽然餐馆林立，但皆为各“系”菜肴，欲寻“故交”，需远觅他处了。 　　南小街北头有家小理发店，一位老师傅经营着。老人家边理发边聊亲身经历的陈年旧事。谛听讲述，回想起久远的岁月，殊感亲切。有时候理完发，兴犹未尽，干脆在一旁坐下，继续品味“老北京的叙说”。冬天，炉子上的水壶“咝咝”地响着，屋里暖洋洋的，京腔京韵的述说在室内回荡，温馨和谐，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而今，街边的发廊皆新潮前卫，且多为外乡人开设，再也听不到诙谐隽永的古都轶事了。 　　旧南小街最普通的小店铺，也埋藏着说不尽的人生百味。 　　就说路西一家杂货店吧，孩提时代曾买过一个红玻璃弹球儿。通红透亮，我爱不释手，一天到晚揣在兜儿里。后来不幸丢了，难过了好些日子。还多次在店里买过“洋画儿”，上头彩绘的秦叔宝、陆文龙可是幼时崇拜的英雄。 　　附近有家乐器行，我在那儿买过笛子跟二胡。但印象最深的是买镲。小时候，隔些日子，街头便出现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游行队伍。我顶喜欢看敲锣打鼓的，尤其欣赏打镲，声音洪大，惊天动地。于是一天到晚缠着父亲买镲，家人纷纷劝止。事情慢慢过去了。在我快忘记的时候，一天起床，猛然瞥见枕边有个黄亮亮的东西，一瞧，竟然是镲！高兴得眉开眼笑，玩了很长时间。以前，路过乐器行，常想起那对金色铜镲，心田漾起对童年生活和父母爱抚的回忆。 　　晚饭后，常随父亲在漫长的南小街散步。路边有个木制报栏，父亲常停下读报，我在一旁玩耍。念了中学，傍晚仍时或跟父亲顺街溜达。有一回，父亲在报栏上看到附近剧院上演一出我平日赞不绝口的话剧，便带我到剧院门口，买了张票，叮嘱了几句，回去了。我既新鲜又兴奋，腾云驾雾般进了剧场。 　　以往路过报栏，眼前常浮现出随父散步的情景。小街拓宽后，开阔的大街上车水马龙，已无法找到当年报栏的位置了。 　　目下，走在这条住了数十载的南小街，仿佛趱行在异地陌生的街巷。 　　虽然街道、商店、餐厅簇新气派，却没了昔年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景象了，没了数不尽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店，缺欠了当初的人气。往往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怀念昔日充满人气的南小街；我也希望，新的南小街能重新聚拢旺盛的人气，呵护、引领着小街百姓迈向幸福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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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店背后故事和传奇真正的价值
  

　　北京的老古玩店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有名的没名的遍地都是，在以先大凡做生意的、落拓的贵族、失意的文人，在京城都爱干这一行。明清两个时间最长的朝代定都北京，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翰林学士、官吏骚客云集京城，他们既带来了大量的古董珍玩，同时他们又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古玩需求市场。更为紧张的是，不管是皇家二大爷还是王公家三孙子，总不能辈辈火爆，栽面的时候怎办呢？把家里的“古物”拿出去换点银子花花。清末的一位储君，也就是预备皇上，一个不留神被下了岗，下了岗您就老实的过寻常日子吧，他不，还想时髦还想潇洒还想酷一把。仗着家中珍玩多，一件件拿出去卖，一次次挨人蒙。练古玩的从来不高抬送上门来的东西，是以进货渠道近水楼台。
　　咱们京城的老古玩店老到什么时候？怕是没有人能讲得清，不信您就多问几位老人去。一人一个说法，信谁的？反正今儿个是找不出一个来。要说这老古玩店也怪不容易的，本来嘛一个小摊一个铺面收上点古玩旧货就开放，换今儿个的话说整个一个体户。这样的“个体户”想闯出品牌来，特别是在那个有王无法的封闭时代，老“古玩个体”能维持上一两代人的生计也算不错了。

　　老古玩店现在还能让人想得起来的实在没几个，不过作为京城历史上的一道文化景观，在历史的记忆中多多少少也会被拷贝上一些内容，当我们再次打开它的时候，依稀还能见到它残留的几点颇具韵味的背影。

　　单拿人人皆知的琉璃厂来说，据记载“列肆如云，古董居其大半，入其肆，古色苍然也。”《都门杂记》对此有较好的记述。仅说店名已很古香古色，皆以斋、室、阁为名。今天虽然还保留着这一习称，但古意荡然。旧京的老古玩店如“文禄堂”、“蜚英阁”、“保古斋”等等，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干“个体”关键是一个特色。卖青铜器的、卖瓷器的、卖玉器的、卖文房四宝文人字画的，不仅一望可知，而且店里的氛围也恰到好处。当年鲁迅先生就隔三差五的到这里转转，买些碑帖拓片、古旧书刊。

　　因为是个人的买卖，所以老古玩店的主人们，总是把顾客当作自己的朋友、老师。许许多多关于老古玩店的回忆文章，无不对此深有怀念。如今老古玩已不存在了，尽管有些老的招牌还在挂着，但其古风早已淡化，所剩的仅是一个玩儿了。老古玩店是咱北京的一个文化经济的传统项目，而且还是一个拿手的有品位的项目。人家游客、老外到北京冲啥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品品咱的这些老店。如果今儿个的古玩店弄得跟广州的、海南的、甚至与日本的、韩国的差不太多，那么你的老还能引诱谁。再如果店与店除了字号不同，其它的全一味，那么今天的多如牛毛就不如一根草。

　　每一个历史老店的背后都有成堆成堆的故事和传奇，也许这才是它们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它们的传薪人愿意拿起笔来，把它讲述给我们的朋友和读者，那么我想受益的就不仅仅是历史而且还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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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清史恭王府

11月的什刹海，冬意初寒，草木还没有完全退却绿色。在前海西街17号悬挂了将近60年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校牌，就在这个季节被摘了下来；随后，书有“恭王府”三字的牌匾正式挂上了大门。这标志着历时近三十载，曾经得到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高度关注，投资数亿元的恭王府府邸腾退搬迁工作终于圆满结束，历经百年沧桑，几经分割几经离合的恭王府，终于迎来了它全面修复的日子。 　　“半部清史” 　　恭王府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初为大学士和王申的私邸。同治初年，这里的第三代主人恭亲王奕　，身兼议政王、军机领班大臣等要职，重权在握，显赫一时，乃大筑邸园，同时也对府邸部分进行了修缮与改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恭王府的建筑规模与格局，就是在那个时候最后形成的。 　　恭王府前半部是富丽堂皇的府邸，后半部为幽深秀丽的古典园林，总占地面积将近六万平方米。其府邸建筑庄重肃穆，尚朴去华，明廊通脊，气宇轩昂，仅次于帝王居住的宫室。府后的萃锦园则衔水环山，古树参天，曲廊亭榭，富丽天然；其间景致之变化无常，开合有致，实为中国园林建筑的典范。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在这块位于京城前海西岸，被“蟠龙水”环抱着的风水宝地上，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就连皇帝也来此礼佛上香。大约十六世纪中叶，该寺院才逐渐荒废，沦落为明朝廷的供应厂；清朝入主北京以后，在这里建造大小不等的院落若干，供内务府等普通旗人居住。 　　乾隆四十年前后，在皇帝面前红得发紫的和王申，相中了这块四周萦水，遥接西山，而且又离“皇上家”不远的风水宝地，遂以高价购买下这里的多处房产，建造成大名鼎鼎的“和第”。 　　恭王府之被称“半部清朝史”，是和居住在这里的三代主人密切相关的。尽人皆知，第一代府主和王申，是乾隆晚期的宰辅、大学士，又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贪官，在清史中十分惹人注目，有关他的传说也因此多不胜数。特别是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后来娶了乾隆皇帝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为妻，使这座豪宅一时成为了实际上的公主府…… 　　嘉庆四年，和王申因罪赐死，嘉庆皇帝遂将这座宅第转赐给他的小弟弟庆郡王永磷。永磷大概算得上历代主人里最为钟爱这座豪宅的人。早在和王申当道时，乾隆的诸位皇子便凑在一起商订，将来不管谁当了皇帝，都要“办”掉和王申，惟十七皇子永磷说：“将来不论哪位哥哥当上皇帝，只要把和王申的这座豪宅赏给我，我就知足！” 　　说到永磷，或者许多人都不太熟悉，但若提起他的孙子，那个与李鸿章一起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的庆亲王奕匡，恐怕又是无人不晓了。奕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贪官，但与清末那一群懦庸无能的王公贝勒相比，他总还算是一个敢于负责，能够委以重任的人。因此，从同治朝起，奕匡便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在咸丰将府邸改赐恭亲王之前，他一直以辅国将军的身份在此居住。 　　至于说恭亲王奕讠斤，那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其后(1853-1898年之间)的几乎全部重大政治活动，“辛酉政变”时，就是他把慈禧扶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奕，整部中国近代史　，乃至后来的中国历史就会改写。 　　苦命宅园 　　如果说世间万物都有灵性，那么这座被“蟠龙水”包围着的明珠一般美丽的建筑，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一个充满着忧伤气质，命运多舛的苦命宅园。 　　嘉庆四年(1799年)，和王申被处死之后，嘉庆帝即将这座豪宅的西半部，赐给了他那个只要和王申府不要皇帝位的十七弟永磷。之所以只给他一半，是因为当时，乾隆皇帝的十公主及其额驸丰绅殷德还住在那里。 　　和孝公主，是整部清朝历史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公主，其生母为乾隆皇帝晚年的宠妃汪氏。乾隆四十年正月，当这位性情、外貌全都酷肖其父的“最幼女”来到世界时，皇帝已然是六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十公主虽身为女子，但天生神力，能开十个劲的硬弓，时常陪着父皇骑马打猎，乾隆因此爱她胜过所有的子女，他不只一次叹息：“你要是个阿哥，这个皇位将来非你莫属啊！”的确，十公主非但武功卓绝，而且胸襟非凡，当和王申春风得意时，驸马倚仗其父权势行为娇纵，公主就曾经严肃地训斥他：“你阿玛爱我父皇厚恩，不思回报，却只知纳贿。我都替你们担忧啊，到了身家不保的那一天，连我也要受到你们牵累！” 　　十公主的话，虽不幸言中，但嘉庆皇帝最终还是念着兄妹之情，没有褫夺他这个小妹夫的爵位，公主夫妇也仍然住在原来的家里。这座宅第也就因此一分为二，西为庆王府；东为公主府，一直到道光三年(1823年)九月，十公主去世，整座府邸才全部归到庆王名下，而那时，永磷已经死去三年多了…… 　　辛亥以后，按照民国什麽优待清室条例的规定，王府成了府主人的私产。后因政局动荡，生计艰危，未世王孙们纷纷卖掉府第，以图生存。恭王府当然也同北京的其他王府一样，没能逃脱可悲的蜕变与分割。 　　1921年，小恭王溥伟为筹集复辟经费，将恭王府府邸部分的“龙票”，以八万银元的价格低押给北京天主教会的西什库教堂。十几年后，利上加利，原先八万银元的抵押款，滚到了近二十万，穷途末路的溥伟早已无力偿还这笔巨款债务了。1932年，由罗马教会兴办的辅仁大学，以教会之间的关系，用一百零八根金条代偿了这笔贷款，产权遂归这所大学。1937年，辅仁大学因扩充女生宿舍，收回房产，将府邸部分作为女院，并把后罩楼通向萃锦园的通道砌死，这样，府邸与花园就开始分开了。同年，原先居住在邸园中的溥伟二弟溥儒，又以十万银元的价格将花园也卖给了辅仁大学。 　　1949年，恭王府花园改为某国家机关宿舍；府邸为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及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等单位使用。1952年，中国音乐学院拆府前部一进四合院，盖起一座“现代风格”的食堂；1959年，又拆掉了原府邸大门外的所有房屋，建筑起一座曲尺形的琴楼和一座一字形的画楼。“文革”期间，厂桥空调器厂占用了大戏楼等花园东部的“半壁江山”；国管局幼儿园则占据西路建筑。由于不合理使用与地震的破坏，到七十年代中晚期，花园的部分游廊和府邸东路南部一进院落的正房及东西厢房先后倒塌，其他建筑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但所幸王府总体格局未遭破坏。 　　伟人遗愿 　　由于许多年以来，恭王府一直被传为是《红楼梦》里贾府与大观园的原型，据说在早150多年前的清人笔记中已有记载。红学家们为此争论得很厉害，此事最终引起了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高度关注。 　　1962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红学家王昆仑等人的陪同下到恭王府视察。在参观过府邸与花园之后，周总理以他惯有的政治家的睿智指示说：“不要轻率地肯定它是，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向社会开放”。 　　此后的几年，这座历尽沧桑但美丽依然的王府，竟然成为了共和国总理心头的一个牵挂。一直到1975年病重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恭王府的开放工作。在病床上，周总理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来，嘱托他务必办好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向社会开放恭王府！ 　　就是这样的一个嘱托，后来成为谷牧晚年难以解开，却一定要解开的心结！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嘱托，促成了今天恭王府腾退、搬迁工作的最终解决。 　　从1978年，谷牧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恭王府的腾退搬迁问题开始，到今年11月腾退工作的最终解决，谷牧、李瑞环、李岚清、李长春等领导同志多次视察恭王府，增拨专款金额高达数亿元人民币。 　　对恭王府的腾退搬迁，北京市什麽始终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1984年10月，为按事先约定，腾出北京市冷风机厂占用的古建，在新厂尚未竣工的情况下，当时的分管副市长张百发，果断决定将该厂的设备全部搬到了马路上！ 　　2002年6月，经当时的北京市长刘淇批示，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搬迁工作正式启动；2005年1月北京市决定将地处朝阳区东四环原准备到土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学校，改造为附中，2006年完成搬迁。为此，北京市不仅将损失大约1亿元土地转让费，还需投资2500万元对学校进行改造。2006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终于顺利搬迁到新址。 　　至此，被三代国家领导人、众多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以及各界有识之士高度关注的恭王府腾退搬迁工作已然走过了慢慢二十八载的艰辛之路。这在国内古建保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重绽朱颜 　　现在，恭王府的全面修复工程已经展开。据管理中心主任谷长江介绍，修复后的恭王府将尽可能恢复到清朝同、光时期，也就是恭亲王奕居住时的样子。 　　谷长江说，他们的原则是，“有历史根据的，按历史根据修；无有历史根据的，按专家指导修；专家也吃不准的，按现状进行保护性修缮。” 　　然而，现在的恭王府，究竟起建于何时，史学与红学界历来都有争议。有人认为，从和王申时代至恭王府时期，这座建筑群的变化不大，理由是，锡晋斋的覆莲鼓墩式柱础、内部的楠木装修，以及东路山墙墀头上的砖雕和中路后段左右配房正脊上的砖雕，都代表了乾隆时期的惯用手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对府第的规定，王府与公侯以下达官显贵宅第的差别，不是一点半点。如：亲王府应有正殿七间，郡王府五间，而王以下，自贝勒起就不能有殿。假使和王申当年造了正殿，那么，他被杀时“逾制”的罪状恐怕就又要增加重要一款了！ 　　根据现在所查证的资料，奕讠斤诗集《萃锦吟》卷七中有“嗣于同治年间邸园落成”之记；而“样子雷”于同治四年绘制的多幅恭王府府邸、花园的设计草图也仍然有案可查，所有这些都印证着：同治年间的那次“修整”，是恭王府历史上一个较大规模的“划时代”的工程。现在恭王府的建筑规模与格局，是在恭亲王奕的手上才最后形成的。 　　另外，此次大修中将要对银安殿进行恢复。银安殿为清代王府中最重要的建筑，一般用以王府内部举办重大庆典，如：过年、过生日以及重大喜庆活动等。但恭王府的银安殿在1921年元宵节时，因烧香失火，连同东西配殿在内全部被焚毁。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原殿高大的石台基和柱础。一般来说，现在修缮古建的规则是，已经毁掉的就不再恢复；但有关专家认为，恭王府作为北京明清两代一百多座王府中，保存最完整，最具典型性的一座，全面恢复它的原貌，将有助于展示清代王府的完整规制。 　　谷长江介绍说，修缮之后全面对社会开放的恭王府，将成为中国首家以王府文化为特色的国家级王府博物馆。它的陈列展览将不只局限于恭王府，目前已筹备的展览有“中国王府文化基本陈列”，包括清代王府的基本概况、分封制等等；“复原性陈列”，主要是恢复奕时代的居室、书房、银安殿等等；“专题陈列”，如和王申、奕生平展等；另外，还将有一些临时性的陈列展。 　　要办这些陈列展览，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文物。为此，恭王府管理中心成立了文物管理部，从2004年4月开始，公开向社会征集文物，到目前为止，已征集到155件符合当时时代的文物。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征集到真正属于恭王府的东西，因为它们大都已经流失海外！”谷长江说。恭王府之所以成为一座艺术宝库，不仅因为它恢弘的建筑群落，还在于它曾经拥有过的富丽陈设和丰富收藏，如晋陆机的《平复帖》、唐韩斡的《照夜白》等中国古代书画史上鼎鼎大名的真迹，都曾经在这里被收藏了五十余年。遗憾的是，在将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中，恭王府内所有可移动物品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 　　2004年初，他们在日本发现了一本名为《纽约一九一三年AAA恭亲王竞卖》的拍卖图录，同时也听说了一件令人伤感的往事。 　　1912年，小恭王溥伟因急需复辟活动经费，将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昔日珍藏全部卖给了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山中定次郎很快于1913年组织了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的两场恭亲王藏品拍卖会，最终，恭亲王奕七百余件珍藏以三十余万美元的价格流散于世界各地　…… 　　图录为英文印刷，扉页上有小恭亲王溥伟的朝服照。它图文并茂介绍了当年在纽约拍卖的恭王府藏品，有玉器、青铜器、陶瓷、木器、珐琅、石雕、织绣等七大类五百余件　。2006年初，在中国驻美使馆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图录中编号为134的孔雀石山子下落，它现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编号为343的兽面纹铜壶，则在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目前，恭王府已将这本具有近百年历史的拍卖图录作为文物收藏，同时，它亦将成为寻找和研究恭王府文物的重要依据。 　　此外，他们还查到了一些书画珍品的下落，如：晋王羲之《游目帖》，据说在1900年前后即流出王府，辛亥革命后流入日本广岛，1945年被原子弹炸为灰烬，现在只有复制品传世；唐韩斡《照夜白》，收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唐颜真卿《告身帖》，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宋易元吉《聚猿图》，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恭王府的人说，罗列出这些漂流海外的文物，是一件令人心疼的事。 　　另据了解，台北故宫也珍藏着一批原恭王府的紫檀家具，它们是在民国时期由“清皇室接受委员会”成员，从北京带至上海，后又从上海携往香港，最终辗转至台湾的。“如果有一天，这批紫檀家具能够回到它们北京的老家来展览，那该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啊！”恭王府的人这样憧憬着。 　　我们也憧憬，经全面修复后终于向社会开放的恭王府，即将成为公众了解清代王府和王府文化的一个瑰丽的窗口。什刹海畔的百年明珠，当她携去岁月的尘埃，最终会一展温润、剔透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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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小洋楼——谈旧京的中西合璧建筑

宫殿、民居、园囿、宗教建筑是古代北京城市的建筑主体。北京包容各种文化的特性，又使古都建筑既有对外来建筑文化的主动包容，也有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被动改造，还有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入侵而带来的无奈，这一切，都诠释着北京的历史进程。 　　西式建筑风格丰富了北京宫苑 　　圆明园中第一次出现西式建筑群。圆明园为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的总称，乾隆年间开始建造长春园，请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等进行规划设计，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长春园的北端，建起一组欧洲式宫苑，其中“西洋楼”建筑用料大量是精雕细刻的石材，占地约6.7公顷，是长春园的九分之一，这处建筑包括6幢洋楼，3组大型喷泉和若干园林小品，沿着长春园北墙呈带状展开。这6幢洋楼是：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宴堂、远瀛观，都是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风格。园路、绿篱以及围墙、石雕、铜像等都具有西方特色，只是楼顶盖上了中国特有的琉璃瓦，墙壁上镶嵌着琉璃砖，同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砖雕工艺。这在当时，可算是世界上惟一的一处兼有东西方风格的园林建筑群。 　　颐和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称清漪园，曾建有大型石船。光绪十九年(1893年)仿外国游轮重建西式舱楼，并取“河清海晏”之意命名“清晏舫”。船体长36米，用巨大的石块堆砌而成，两层舱楼系木结构，但都油饰成大理石纹样，顶部用砖雕装饰，精巧华丽，为慈禧夏日游玩昆明湖小憩之处。 　　乐善园的畅观楼如今在北京动物园中，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一组砖木混合结构的二层洋房，局部为三层。大门上面有饰纹精美的雨檐，配有欧式廊柱，二楼的阳台，环绕着花瓶式的栏杆。坐北朝南的主体部分是两层，均有带矮栏的外廊。一层外廊内的墙面上，用于装饰的砖雕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图案，这与整座楼房的西式风格形成强烈的对比。畅观楼的外观不对称，它的东南角是三层的圆柱形体，楼顶有一个圆形阳台，四周环绕着铜质欧式花饰栏杆，二层楼顶是八角锥形屋顶。此楼依旧保存当年的风采。 　　除宫苑外，一些王府也引进西式建筑形式做点缀。如恭王府花园的正门即为西洋式石雕花拱券门。 　　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筑挤进了城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英法等国家开始在北京城内圈占房产土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大肆建造自己国家风格特点的建筑。最典型的就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在这个区域内，不仅有用于办公的使馆建筑，还有银行、医院、俱乐部、教堂、饭店，其建筑形式基本上都是西式建筑。 　　日本使馆是东交民巷地区现存最早的使馆建筑，始建于1886年，1907年后又重建，现存主楼、大门及附属用房地上两层，主楼局部三层，地下一层，坐北朝南，平面方形，中央拔起，砖墙承重正立面，首层门窗上部半圆砖券，二层层外走廊青砖清水墙，红色坡屋顶，呈欧式风格。另外，还有美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也大规模地建使馆，基本上秉承了自己国家的建筑风格，多以二层砖木结构板式建筑为主，局部多为三层，坡顶，长廊砖柱或石柱，砖砌拱券，并建有阳台。在银行建筑中，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也是砖木结构，主要为二层，局部三层，立面为混水墙，屋顶坡度很大，多建有穹顶楼，大量使用花岗石砌成，外观坚固厚重。 　　随着近代建筑技术的引进而变化 　　进入20世纪，具有西方色彩的建筑形式开始在北京的各种公用建筑中出现。最为典型的是陆军部办公楼，位于张自忠路3号，建于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年至1907年)。陆军部主楼坐北朝南，还有后楼、东西配楼，皆为二层砖木结构。平面呈“H”形，地上主体二层，正中凸起三层，其上为一城堡式钟楼，入口处设在中段正中，设铁罩棚。坡屋顶，四周为女儿墙；清水灰砖墙，立面以青砖砌券廊与壁柱统一成整体的拱廊。整座建筑的檐口、柱头、柱身、拱券、拱伏等部位，为传统的卷草、花篮、万字等装饰性砖雕；中段的北立面和两翼的山墙，采用曲线形式。这是现存清末修建的官方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衙署。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和国务院曾设于此。1924年为段祺瑞执什麽。 　　南苑兵营司令部旧址原为清末北洋军陆军常备军第六镇使所在地。1922年至1924年为冯玉祥陆军检阅使署，位于大兴南苑机场内。该建筑群大门和第一排为西洋哥特式建筑，第二至五排为传统式建筑，此处为中国近代建筑中的特殊类型。 　　1912年在财商学堂址(今宣武门西大街新华通讯社院内)建造的民国国会议场亦称国会大礼堂和圆楼为当时临时大总统休息室。地上二层，砖木结构，钢木桁架，坡屋顶，青砖清水墙。也是中西合璧建筑的代表，该建筑今保存完好。 　　近代学校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华学堂。为木结构古建筑群，北为荷花池，水木清华所在地。1909年，在其东面兴建首批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清华学堂的西段，1916年建成东段，青砖红瓦，二层砖木结构，门厅设有钢筋混凝土圆柱内框架。1916年至1921年，在工字厅的东面、北面及清华学堂的西北面兴建了清华早期的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大礼堂、体育馆，采用当时美国流行的校园建筑风格。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反映了西方近代学校建筑在中国的演变过程，集中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较优秀的建筑作品。2001年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商业建筑中，最典型的就是坐落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劝业场，前身为清光绪年间清什麽农工商部创立的“京师劝工陈列所”。1900年和1914年两度遭火焚，1918年又依原样重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钢筋混凝土砖石混合结构，临街立面为欧式风格。 　　位于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店始建于1893年，1900年焚后重建。该建筑为两层，砖木结构，立面四周色彩为深绿色，兼以白色大理石雕刻，主题为“松鹤延年”、“牡丹图”、“荷花图”等，中央入口处采用浅黄色及石头本色。建筑总体上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做法，店面采用了一些西洋建筑变形的局部，称之为“从中国民间渠道接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的一个典范”。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始建于1901年，1906年投入使用，平面为矩形，主楼二层，砖墙砖柱木桁架，瓦楞铁皮屋顶，中间开天窗，外墙用红砖和水泥抹灰相间处理，候车室的山墙面呈弧形，弧形两端各镶一块云龙浮雕。这个车站于1966年拆除，只剩下钟楼部分及与之相连的两层办公楼。 　　1921年建设的邮政管理总局办公楼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东南方，大楼地下一层，地上三层，三层以上有一穹顶，四面钟楼，1976年拆除。 　　建筑被称为有形的历史，北京中西合璧建筑反映了北京一段特定历史的风貌，需要我们倍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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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小百花”的三台戏

越剧百年之际，在京城连着观看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春琴传》和《藏书之家》，看乡曲，听乡音，无疑是十分令人愉悦的事。这三台越剧的舞台，给人耳目一新、沁人肺腑之感。 　　《梁祝》是作了重新的剪接，重新的解读，在承传传统的基点上，重新进行了审美的定位，进一步沟通调整了该剧与当代观众观赏习惯的距离。《梁祝》的故事家喻户晓，要在当代舞台上仍得到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认知，就必须贴近他们的审美心理。新版的《梁祝》，我认为“新”在这个心理距离的打造。文本上作了适度的简化，弱化不合理的破绽，但依然保留了神貌，保留了“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楼台相会”、“化蝶”等必需的传统场面，也保留了耳熟能详的《我家有个小九妹》、《哭灵》等的经典唱段。它强化了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情感段落，也就是说“淡化”情节而重墨泼写心灵的碰撞。因观众需要的是审美陶醉。 　　此剧对传统的音乐结构也进行了改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始终伴随整个演出，魂系梦萦，悠悠然飘逸在舞台的上空。源自“梁祝”舞台的协奏曲又“回归”到这个舞台，为自己的“娘家”服务，是一种值得赞赏和关注的艺术现象。传统音乐与协奏曲音乐的互补互动的创造，使舞台去掉些“土气”，增强了现代的气息。同时，舞台景观的造型，服装、服饰的设计及折扇的运用，也可圈可点，在我的情感意象里，蝴蝶就是这台戏的“图腾”呵。在传统的舞台上，“传统”未必都是完美的。然而，盲目去敷上“现代”的色彩，也未必是成功的保证。《春琴传》又是一番风景了。帷幕徐徐地撩开后，呈现在观众眼前的舞台，儒雅，清逸，琴声悠悠，画屏素雅，一派扶桑的居宅风情。在这个如诗似画的戏剧意境中，却演出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活剧，是出乎观赏者的意料之外的。双目失明却又年轻美貌的富家女春琴，性情乖戾却又操得一手好琴。她与从小相伴的仆人佐助产生了“知音”之情，而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残忍的爱情悲剧。这里，将两位主人公的性格、情感、行为等，都推向了相反的极端的极致境遇中，将他们的心灵世界，残酷而赤裸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主人公在撞击出爱的火花的同时，又亲手将它们以极端的行为去毁灭:佐助不惜以簪刺目，走进了被毁容后已陷于绝境的春琴的内心世界！令人落泪，令人惋叹，令人震颤！整出戏从描述的舞台环境到人物的创造，从人物性格、情绪到动作到最后的生命的选择，几乎都呈现出极致的反差。艺术的极致，能闪烁出艺术生命的亮色。成了这台越剧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 　　《藏书之家》的“书卷之气”是不在话下的。舞台上是我熟悉的青砖灰瓦，熟悉的亭榭庭院，主人公范阁主范容的倩影缓缓地向我走来，也是那么让我熟悉。范容收藏典籍，是位坚定不移的、默默的文化守望者。剧中“三跪求书”的一段，让人回肠荡气，让我们全身心地看到这位“守望者”的执着、痴迷和勇敢，也遭遇痛苦、软弱和孤独，但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天命。守望，付出了几代人毕生的精力和生命，更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意义。观看这一满台书香的演出，看范容生命的足迹，好像给我一杯清茶，慢慢地品味它弥漫的清香:坚守的深刻价值和“抱守残缺”的意味。该剧的舞台展示是“清贫”的，也是大气的。“书香”却非“门第”的舞台景观造型，与戏剧整体表现的语言是相匹配的，让人们领略到舞台内在的、意蕴的艺术魅力。 　　上述晋京的三台越剧，都以各自的舞台方位，找到了自己艺术创造的坐标——人文，雅致，唯美，书卷的馨香，人生的况味和追索的精神。我看到了以茅威涛为代表的一批越剧艺术家的风采，也看到了百年越剧舞台的成熟的硕果。越剧舞台上所出现的“茅威涛现象”，其意义不只在于对传统的朝拜，更在于对传统的挑战。她在传统与现代的门槛上，做了成功的对接、勇敢的碰撞和苦行僧般的求索。她在张扬艺术生命、焕发传统美质的过程中，让我们深深地感悟到未来越剧的发展指向与生存空间。我想借用茅威涛的话说：“有我所扮演的范容对我们身负的古老文明积淀超越理性算计的守望，有我扮演的孔乙己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寓含的精神文脉不肯轻易放弃的痴迷，更像我扮演的荆轲那种是在做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抉择。”有这样的信念和执著，越剧舞台，将青春常驻！

旧京故事

院儿里人情

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颓废，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风华不再，也许这个院落曾经的光彩掩蔽在由不同的年份，四下搭盖了的小房、厨房，接出的廊子后面……就像每个人都曾年轻，有的人也曾有过绝代风华。岁月不再，感情却怎能轻易流走，更何况，它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太久的岁月、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我们开设了“日子·院子(宅·院·生·活)”这个栏目，希冀将您曾经生活过的院落的历史、人文、花草、树木、邻里、生活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不曾有过四合院生活和记忆的后人…… 　　四合院的建筑与民情给人一种严谨、和谐、温馨、安全的感觉。 　　我是1950年随父母进京，在这之前是住在沈阳的一户贫苦人住的排房大杂院。进京后暂没找到房子，就与刘大爷、刘大妈合住一个四合院的西厢房。 　　这是一个坐南朝北的院落，高台阶，房基高出胡同地面许多。深灰色的墙，大漆黑门又厚又重，关上大门保证安全。石铺的门洞地面，使我觉得它比我在沈阳住的房子还要安全，好出不知多少倍。 　　紧连门洞的是一排大北房，中间是现在称作的客厅，摆着八仙木桌，两边是太师椅。桌上摆着茶壶茶碗花瓷掸瓶，那真是一个望而却步的大房间。两边是窗明几净的卧室，那是望不得的。母亲是不允许我去那里张望的。 　　台阶两边各有一棵海棠树。西厢房也是分为两间，只不过两间屋之间不是墙而是木隔扇和布帘，我和大妈、母亲就住在这里，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那镂空木雕的隔扇就足以让我欣赏不尽；刘大妈的耐心、和气、热心，让我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家；快要临产的母亲午睡时，刘大妈不住地给她打扇，更使我感到亲切。那情景至今让我牢牢地记在脑海中。 　　房东教子极严，儿子却偏偏淘得出奇，皮得要命。住不数日就听到房东太太教子之声，噼啪的木板与屁股的碰撞声不断的传满庭院，孩子的哭叫声，随着木板的节奏尖叫着。直到太太打累了气消了嘶叫也停止了，小院恢复了平静，这是别人管不得的。 　　大概屁股创伤好了，过不了几天又会重复一次，小孩顽皮的个性是打不过来的。房东太太的脾气也是两面的，对自己孩子凶气得很，对院街坊却客气得很。 　　直到找到新的住房，我才知道那院并不是真正的四合院，因为它没有倒座。只有北房、东西厢房。 　　新的院落就大不相同了，据说这是这条胡同中最好的院落——深绿漆的大门上面各镶着一个铜制刻花门吊，大门两边各有一个上马石。门槛高高的，进出碰得小腿骨疼疼的。 　　进了一道大门几步又进第二道。这是一个光滑石铺的长长的门洞，不很宽大但很长，不过宽度也足以对坐两个小姑娘抓子玩。 　　与门洞出口取齐的是一排高大宽阔的倒座，高屋脊大瓦房，窗户的外窗台也很宽大，足以放一排不十分喜阳的花盆兰草或海棠。 　　屋内是大方平砖铺地耐磨又光滑，中间堂屋摆着硬木枣红色的八仙木桌，木桌后是一个长条案，摆着用玻璃罩着的珊瑚盆景，还有玉制的花、石榴、佛手及盆景真让人目不暇接，一看就阔得很，让我大开眼界。 　　从倒座走下三个台阶是一个不宽不窄的院落。西边种着一棵大藤萝树，藤架盖着半个院落，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靠着北墙一溜的大小有层次的花盆，夹竹桃石榴玉春捧洁白幽香，院地铺着石砖。夏天大雨之时水排出慢，一层积水给人一种养鱼池的感觉。水清而不污浊，雨打池中圈圈点点也感到很好玩。 　　北墙中间则是一个浅绿色的漆门，没有垂花却也感到古雅。进了漆门迎面是一个大的木影壁。站在门口，只能见东西厢房，并不能直接看到正房。绕过影壁才见到一溜高台阶大北房。在台阶的两边各放着一盆无花果树盆景，顿时觉得院落宽大明亮阳光充足。 　　在东西厢房的北侧与正房相隔一片空地，在空地的东西侧各有一道小门，直通东西跨院，那里则又各是一个四合院了。在正房东侧是厨房兼后院通道，穿过这个通道则又是一个院落。 　　在正院的影壁前放着一个高大的荷花缸，长着郁郁葱葱的水菊。 　　这是一个热闹而安静的院落，充满书香和礼仪的院落。 　　北房房东胖老太，孙男孙女一大群：上大学的，上中学的，上技校的。 　　倒座住的是一位画家，好像是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爷爷奶奶大概是满清的遗老，老头只顾种花，锻炼身体，每晚擦黑就练拳、抬腿。靠东墙放个梯子，老人家腿一抬就是几个梯阶，身子笔直站在那里，一站好久很少说话。老奶奶则是不停的絮叨着自己年轻时如何会做衣、绣花、百褶裙如何好看，现在的女孩子如何跑跑跳跳不学女红。 　　他家有个女孩子和我相差一岁，但上学却是同年，长得白胖大眼睛，她母亲总是把她的头发梳理得光亮。这是个很上进的女孩，我俩比写字、比学习、比分数，在班里都是头两名。我们在课余时间就和她父亲学写字、学画画。在假期里学绣花、补花。 　　她的母亲整天干活，洗、涮、纳底子、做鞋、做饭，上对公婆、下对丈夫孩子，无不周到，可真称是贤妻良母。画家则是早出晚归，家里一切进出劳作都放在女主人肩上。 　　我一直叫她大妈，这应是北京典型的称呼。大妈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听不到她叫苦叫累。 　　她家的家境优裕，但生活很简朴，自己做拉面、蒸窝头，胖姑娘也是吃着窝头抹面酱。 　　家里除家具古董外，床铺只是铺着发白的蓝布单，总是平平整整，甚至边角都打了补丁。但是每当她家改善伙食时，总是会招呼我和还不懂事的弟弟，弟弟就抱着小板凳先坐在餐桌旁了。 　　胖姑娘的哥哥学习成绩不太好，但对院里的弟弟妹妹却很爱护。每年有庙会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一队人马奔向东便门，在庙会上，爷爷平时给的零花钱，我妈妈平时给的零花钱就派上了用场，小糖块大糖葫芦那是每个人手中少不得的。 　　北屋的孩子则另有爱好：斗蛐蛐，养耗子。 　　在北房的廊子上摆落着整齐的灰色小泥罐，每罐里装一只蟋蟀，每当兴起，他便打开罐子。每罐两只，这两只蟋蟀相遇便展出它那好斗的本性，龇牙弹腿的咬起来，直到其中一只败下阵来，拖着咬伤的大腿逃窜。为此，得胜者会翅膀大振发出吱吱的叫声，以示取胜。如两只一罐没有争斗的意思，孩子们便用一支极细的草杆去探触蛐蛐的尾巴，它觉得有来者侵犯时，便门牙大开斗将起来。闲时，孩子们便在罐中放几颗米粒或泡开的豆瓣，盖上盖又排放起来。 　　养的耗子是一种与家鼠不同的雪白的老鼠，红红的眼睛红红的鼻子小嘴巴。有的一窝放在篓子里，有的一直养在笼中，只是看着玩并没有什么争斗或技巧，有时逃出几只便在院中大闹起来。 　　每当夏日不管是南屋北屋，还是东西屋的孩子们都喜欢拿着抄子、瓶子一起到北边的水坑旁捞小鱼、捉蚂蚱，捞不到鱼至少也得捞一小瓶蝌蚪。胖乎乎黑油油的蝌蚪，带回来放在荷花缸内养起来，慢慢地长两只后腿，然后等雨天打雷，雷声大作时蝌蚪的尾巴就掉了，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长出了前腿，小蝌蚪就变成了小青蛙，浅绿的身子深绿的条纹活泼可爱，它已不受缸的约束跳出来满院跑，蛙灾、鼠灾成了孩子们的乐趣，到处追赶捕捉。 　　北房的老太太胖乎乎的，一坐一堆肉，夏天出门时穿着看上去像皮子一样的黑色凉爽绸褂子，在院内则自由得很，蒲扇一摇凉爽得很。时常还会在院中讲起她年轻时的故事，体面而得意。 　　我父亲由于是从东北调来北京的，在院中是很有威望的，院内有什么事需商量的，大都听从我父亲的意见，在院中很受尊重的。由于工作单位离家很远，父亲起早贪黑，在院中很少见到他的面，早晚都骑车奔波在路上。 　　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一家吃穿用都得操劳，有时还得到街道上读报纸、念文件，组织胡同里的居民学习。 　　每当我们全都出门时，妈妈就会喊一声：“刘大妈、张大嫂，帮我看一下门。”便会放心出去，从来不知什么叫锁门。 　　每到晚饭后，孩子们都会安静地坐在马扎上，听叔叔讲故事，或是玩捉迷藏，借着路灯微弱的灯光。 　　胡同里的路虽是泥土的，但很干净。每早都会有人自觉地泼水扫街，也并不起尘。人们自觉地维护着庭院和街道的卫生。 　　这个小院给了我课外的不可多得的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和院内的风土人情。 　　“文革”期间，我回去看了一次，但小院儿已经面目全非了——院内大藤萝树不见了，院内搭出的小房挤满了院落，已经看不出四合院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最初住的四合院和那里的人仍鲜活在脑际，久久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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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儿里的冬天
  

　　西北风刮起，落叶遍地，北京的冬天又到了。我不由得想起皇城里的飞龙桥胡同51号，那座被拆掉的四合院以及院里的老街坊。正是在老北京人的古道热肠、融融亲情的温暖下，我度过了三十五个寒冷的冬天，也受到了美好的熏陶。
　　小院的北房，住着张婶老两口，带着七个孩子。张婶总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也把张叔和孩子们收拾得体体面面的，个个都有出息。一入冬，廊子下张婶家的大缸金鱼就挪进屋了，高大的葡萄架也埋入地里。张婶屋前种下的柿子树，油绿的叶子，一天天变黄了、变红了，落光了，只剩下红火火的柿子，像挂满树的灯笼。张婶就让孩子上房小心摘下，还特意留下枝头几个大柿子给小鸟分享。第二天，各家街坊的窗台上便会摆满张婶送来的柿子。平常谁也吃不到这种“树熟”的柿子，又好看又好吃，咬一口，真像喝了蜜，树梢的柿子招来好多馋嘴的喜鹊，每天高兴得叽叽喳喳，上蹿下跳，给小院添满了喜兴气儿。

　　四合院里就像一个大家庭。谁老家来人，或外地出差，带来些土特产，准得各家送点，尝尝鲜儿。谁家做了好吃的，新口味，全院都能品到。我母亲的拿手戏，激酸菜、芥末墩，就特受欢迎。大人出门儿，就把钥匙放张婶屋。中午，孩子回家，就去张婶家热饭吃。放了学先到张婶家暖暖，写作业。赶上老师来家访，张婶还真能担起“家长”的职责——因为您对院里的孩子太了解，太疼爱了，就像自家的一样。

　　北京供应冬储白菜，只集中在几天，常常要在夜里去菜站排队、开票。每到这日子口，就有人到各屋“登记”，敛齐《副食购货本》，豁上排半宿队，也把全院的菜全办了。送菜时，全院老少齐出力，借来三轮、平板车，运到大门口。再一抱一抱搬进院，挨家挨户码好。家里没人的，也不会被落下。

　　就连冬贮蜂窝煤，也是全院集体行动。赶上您白天不在家，就把煤本、煤钱托给张婶。从登记、开票，到接煤、码煤，您不用操心，张婶都替您办得利利落落。

　　西北风没刮两天，四合院里各家的台阶上，窗台下已经码满了菜垛、煤垛、葱垛，房檐下挂着大辫的蒜、成串的辣椒，万事齐备，就算过冬了。

　　有一次，我全家回来晚了，火灭了，四壁冰凉。张婶听说，跟着送来一壶开水，再夹来一块冒着火苗的蜂窝煤，帮我生起火。不多会儿，土暖气中的水咕嘟嘟响起来。摸着渐暖的暖气片，我心中也涌入一股暖流，至于赶上下雨、下雪，张婶就把街坊晾在院中的衣服或被褥收进屋，更是经常的事。

　　有一年冬天雪后，我妻抱儿从医院回来，在胡同口遭车祸，被摔伤。胡同街坊赶紧把孩子送回家。家中只有我母亲一人，小东屋的陈大姐就跟车送妻去协和医院。瘦小的陈大姐从院门口背我妻到急诊室，接着做各种检查、治疗。还垫钱给办了住院手续，尽了“病人亲属”所能尽的全部责任。等我接到信儿，赶到医院时，陈大姐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其实，陈大姐家中双胞胎还等她去喂奶呢。

　　西屋的钟姨，是印尼归侨，常搀老伴坐廊下边晒太阳，边看孩子们跳绳、踢毽、拍球。高兴了，还给当裁判。赛后拿出糖罐来，把国外寄来的糖果做奖品。有一年，我脸上起两个疖子，总也不好，很“影响形象”。钟姨就找出药膏给我涂上，两次就好了。

　　钟姨的儿子才回国时，细皮嫩肉的，不适应北京的冬天，手脚冻伤了。我母亲就到药铺买来冬瓜皮，教他熬水泡手脚，以后再也没犯。

　　那时，每年冬天，北京都搞春节环城赛跑。东屋的“小江子”报了名，高兴得挨家鼓动大家去给他助威。到那天，全院能去的，都到大街口看他。直等到400多人过去，才见他挣扎着跑过来。大家异口同声喊：“小江子，加油！”“小江子，加油！”还真灵！只见他昂起了头，两腿也来了劲，连超了三个运动员——在老街坊面前露了脸。这以后，就成了“小江子”的光辉历史，支撑着他连续参赛几年。我们全院年轻人也被他带动，参加了各种冬季锻炼，受益匪浅。

　　一场冬雪，给小院带来更多欢乐，孩子们顶着雪花，在院中疯跑、打雪仗、滚雪球。雪一停，各家大人就争先恐后出来扫雪、铲冰。雪扫到一起后，孩子们忙来堆雪人，小手冻僵了，小脸冻红了，还叫啊、笑啊。大人也找来红通通的胡萝卜、高高的帽子，一起为孩子们的杰作添彩。老人们则能在窗前看热闹，其乐融融。一年年的寒冬，就在四合院的欢声笑语中过去了。孩子们也从中学会做人，一茬茬长大了。

　　为支援菖蒲河公园的建设，老街坊们依依不舍地搬离了相伴几十年的老屋热土。大家纷纷用手中相机，记录下这深情的四合院，在心中珍藏起这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邻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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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陵怀古

去明十三陵，要经昌平西关环岛。环岛中央，是李自成的青铜雕像。他头戴毡笠，身披斗篷，骑在飞奔的马上，很是威风。就是他，当年率领农民起义军从这里长驱直进，直抵北京城下，逼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可是，他在北京也没呆住，清军一入关，他的大军立刻水流云散，他本人逃出北京，被杀死在湖北九宫山。他离开北京的时候，肯定不像进京时这般威风，我想。 　　李自成像身后，有个方圆120平方公里的陵园，分布着明朝十三个皇帝及其嫔妃的坟墓。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思陵，坐落在这个陵园的西南角。 　　陵园本来是有围墙的。有围墙的时候进陵园，要走大宫门，那是正门。大宫门西面偏北，还有个小宫门。进小宫门往北，就是思陵了。我猜测，当年给崇祯皇帝送葬的队伍，可能进的就是小宫门，因为这么走抄近。现在去思陵，也可以走小宫门村。穿过村子，经林木间一条曲折的土路缓缓上坡，再走几步，就见路边的柿子树下，立着一块一人高的青石碑，上书四个行楷大字：“王承恩墓”。 　　王承恩，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司礼太监。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的前夜，只有王承恩一个人陪伴着朱由检。他还是九门提督呢，相当城防总司令。一个孤家寡人，一个光杆司令，走，走不出城去，躲，没个躲的地方。皇帝都上吊了，一个太监还能有什么办法？得，陪着皇帝一起吊吧。 　　记载甲申事变的野史很多，陪着崇祯上吊的太监是谁，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王之心，有的说是王之俊。说王承恩的，是吴梅村，在他写的《绥寇纪略补遗》里，说王承恩陪着崇祯皇帝上吊了。认定王承恩“与崇祯皇帝同缢”的，是清朝的顺治皇帝。顺治十一年，他下令褒恤的明季殉难诸臣的十六人名单里，只有王承恩一个太监。 　　青石碑西面十几米远，还有两通汉白玉石碑，碑文是顺治皇帝下令褒奖王承恩的碑文。碑的后面是一个高大的坟头。也有人考证，说这坟头里埋的不是王承恩，说王承恩死后，遗体被他家人运回河北迁安县老家埋葬了；这个坟头里埋的，是给崇祯皇帝送葬时，在此地自杀以殉的一个明朝大臣。既然顺治皇帝说坟头里埋的是王承恩，那就是王承恩。 　　从王承恩墓再往北走，就看见思陵的围墙了。 　　思陵三面环山，东边的小山更近些，西北边是个小村庄。比之长陵和定陵，思陵地处偏僻，游人足迹罕至，却是难得的幽静。 　　思陵的院内院外，参差散落着七八株古松。经历过无数的雷电之后，老松树无一不是断头折臂。其中一棵好像被人斜劈了一剑，一条伤臂支撑着失去了头颅的身躯，挣扎着将要倒下。这棵松树让我想起了朱由检的女儿。 　　朱由检在出宫之前，逼着相濡以沫的周皇后上了吊，还说：“死得好！”然后杀了他的爱妃，最后挥剑杀向自己的亲生女儿：谁让你出生在我帝王之家！一剑劈下，公主本能地扬臂一挡，“断右臂而扑”。李自成进入紫禁城，见到倒在血泊中一死一伤的母女俩，连这个经历过许多杀戮的关西汉子都看不下去了，感叹道：“上太忍！”--皇上太残忍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北京城各门大开，造反大军攻破内城。走投无路的朱由俭，由太监王承恩陪着出了玄武门，在煤山自缢身死，时年三十五岁。 　　关于崇祯皇帝自杀的确切地点，传统的说法是在一棵歪脖树。后来有人给那棵树套上了锁链，意思是那棵树是有罪的，还在旁边立了块碑。老树早就没有了，大概被冤枉死了。可能碑还在。另外有些记载说，崇祯是在寿皇亭里上吊的。这种说法更可信些。因为当时是夜里，他君臣二人黑灯瞎火爬上煤山，要找一棵，不对，是两棵，适合上吊的树，恐怕不容易。而对寿皇亭则是比较熟悉的，前两天，王承恩还在那操练过由宦官组成的“军队”呢。 　　其实朱由检可以不死。李自成进京不是来要他命的，也没想取而代之，不过想要一笔钱回他的陕西老家去。三月十八日白天，在发起总攻之前，李自成派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传话：只要封他为西北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他就可以帮助朝廷“内遏群寇、外制强敌”。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李自成跟《水浒》中宋江一样，无非是想走一条“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如果朱由检答应了李自成的条件，李自成衣锦还乡，去做他的西北王，朱由检继续在北京当皇帝，皆大欢喜，整个历史也就改写了。可是，朱由检拿不定主意，征求一下首辅魏藻德的意见吧，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一怒之下，推倒了座椅。一生中在大事面前总是犹豫不定的朱由检，失去了最后一次摆脱困境的机会。 　　说起来，崇祯皇帝的命运确实是明朝十几个皇帝里最不济的。正统皇帝都叫人家俘虏了，明朝没亡；嘉靖皇帝二十多年醉心于修炼成仙不理朝政，明朝没亡；正德皇帝私自潜出皇宫离开北京，到外面去撒欢儿搞女人，明朝没亡；万历皇帝和文官们闹别扭，几十年不问朝政，经济一塌糊涂，战争惨败，四万大军被歼，明朝没亡；天启皇帝童心不泯整天玩耍，国家大权落在一字不识的大太监魏忠贤手里，朝廷上下一帮宵小，忠良被杀光逐尽，明朝也没亡。偏偏到了这位一心想把天下治理好的崇祯皇帝手里，大明朝亡了！ 　　郭沫若把李自成的失败归罪于牛金星们，李自成则把造成明朝灭亡的罪过委于大臣们，似乎都不公平。李自成本来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失败是必然的。朱由检则不同，他是一部复杂国家机器的操纵者，百足之虫还死而不僵呢，一个偌大的明朝，只要变通一下，危机可以暂时过去。比如，他可以早点迁都，他也可以和李自成妥协，实在不行，干脆像明英宗那样厚着脸皮当俘虏，大明朝都可以再苟延残喘若干年的。 　　话说回来，大明朝也该亡了。从万历开始，整个的国家机器日益腐朽，到了崇祯手里，武不能御敌，文不能治国。派军队出征，皇帝拿不出军饷来，急得直哭。郭沫若说朱由检虚伪、“要(邀)誉”，明明有的是钱，却不肯拿出来赈济灾民，也不肯用来发军饷。郭文的依据是：“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中“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但我更相信，不是朱由检舍不得用这些钱，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笔钱！ 　　不是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么，那么明朝的灭亡就该视为一件大好事。就如同一个病入膏肓卧床多年垂而不死的老人，早一天咽气对他自己和家人就早一天解脱。 　　朱由检上吊三天后，也就是三月二十二日，遗体才被到山后放马的农民军发现，找来曾在宫里当差的太监一认，没错，这就是皇上。李自成命人棺殓了朱由检夫妇。据说他本人还亲至棺前，四拜垂泪。棺木在东华门外停放了十天之后，抬到昌平，四月初四，埋进了田贵妃墓。 　　发丧崇祯皇帝，起运灵柩到昌平，再找人开启田贵妃墓把朱由检夫妇安葬进去，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让李自成的人掏钱给崇祯办丧事？那不是笑话！谁拿钱呢，李自成的人说，让昌平州拿钱，用公款。农民大军过后，府衙如洗，昌平哪还有公款？吏目赵一柱只好发动群众，让昌平的商家、富户凑钱，安葬了崇祯皇帝。顺治十六年，清世祖福临亲临思陵，下令按照帝王陵寝的规模建造地面建筑。但到了20世纪，思陵只剩下一堆瓦砾了。 　　我徘徊于思陵门外，想进去看看。因为没有对外开放，所以谢绝参观。犬吠声中，门开了，出来一位老者，听说我是专程来访思陵的，破例让我进了院子。 　　院子里花木葱茏。原来的享殿只剩下基址。青砖砌就的宝城前面，一个雕刻着精美图饰的汉白玉的石供桌，供桌上陈列着石五供。宝城上立着一通石碑，上面大书“大明庄烈愍皇帝之墓。”老者告诉我，宝城和围墙是近年重修的。 　　思陵本来是田贵妃的墓，因而比其他皇陵要简朴得多。不过，据当年负责操办葬事的赵一柱的记录，这贵妃的地宫也不简单：头层石门内，享殿三间，中有石香案，殿之东间石寝床一座；二层石门内，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高一尺五寸，阔一丈。无缘领略定陵地宫规模的乾隆皇帝感叹道：“一妃之费已如此，余诸帝者可知矣！” 　　守陵的老者很健谈。他指着思陵东侧的小山说，那山叫鹿马山。当年朱棣选定昌平天寿山为墓地之后，曾问姚广孝：大明的江山能传多少代？姚广孝答道：传到您的子孙埋到河南鹿马山西。朱棣听了非常高兴，子孙的陵墓从北京埋到河南，这得几万代呀！他哪儿知道，河南就是后边德胜口这条河的南边，鹿马山就是跟前这座山。崇祯埋到鹿马山之西，大明朝的气数就到头儿了。 　　守陵老人讲的故事，只能算是“假语村言”、连乾隆皇帝都不信的。清乾隆皇帝的长诗《哀明十三陵三十韵》，刻在长陵功德碑的背面。诗中有这么几句：“或曰十三气数尽，朱明祚以此为准。是盖形家惑世言，承天造命惟君允。后嗣果能继祖烈，朱氏宗祠哪遽绝？”乾隆的这几句诗没什么文采，却不乏唯物主义思想：国家的命运，实际上是握在国君手里的，如果后来的继任者能秉承先辈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的精神，老朱家的江山不会这么短就断送了的！ 　　思陵前也有块碑，是清朝顺治皇帝给崇祯立的。碑文是清吏部尚书中和殿大学士金之俊奉命撰写的。一千五百余字的碑文，一为崇祯开脱亡国之责，二为总结明亡之教训。金之俊是明朝旧臣，自然要说些崇祯的好话，诸如“锐意更弦，猛图法祖”之类，也说了不少他昔日同僚的坏话，比如“怙愉积玩，贪黩成风”，“有君无臣，祸贻邦国”。 　　不过，造成“有君无臣，祸贻邦国”的责任在谁？在大臣们身上么？ 　　有道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在封建朝廷里，用谁不用谁，还不是皇帝说了算？重用一个奸臣温体仁，就阻断了无数忠臣为国效力的途径；让宦官掌管军队大权，就让许多武将没有了用武之地。最后朱由检的处境，便如金之俊所描述的：“孑然孤立于上，四顾盈庭茫无可倚！”个中有历代积下的原因，也不能说没有朱由检自身的错误。比如他对袁崇焕的处置。平台召对，突然下令将袁崇焕逮捕。当时清兵之围未解，都城尚在危机之中。袁的部下祖大寿当下率部出逃。朱由检的轻率和刚愎自用，几乎导致军队哗变。袁崇焕被杀之后，“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其实，崇祯在位十六年里，被错杀的何止一个袁崇焕！ 　　经历了明王朝的崩解过程的金之俊，还是有些感受的。他写道：“国祚之修短不同，而覆败相寻，异世一辙。《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非虚语也！”这句话很深刻。